采訪對象：高翔，1943年7月生，福州人，民盟成員。1966年畢業于福建師范學院中文系，1980年在福州市第二中學任教。1988年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1991年任市長助理，1992年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97年任副市長，2003年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10年退休。

采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采訪日期：2019年6月7日

采訪地點：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訪組：高市長，您好！您在福州市教委工作時，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您和他初次見面是在什么時候，習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給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高翔：我第一次見到習書記是1990年4月，那時他剛到福州任市委書記一個多星期。當時我也剛告別一所高中的教師崗位，到福州市教委任副主任。教委領導派我跟隨習書記到福州各個縣調研。調研過程中，我和習書記沒有單獨談過話，但我一直在留意這位新書記的工作方法。

習書記專門到鄉下最貧困的地方去了解情況，到基層單位，到小學，到田間地頭，到老百姓家里走訪。一開始他就是看，和群眾交流，不聽當地領導的匯報，等到了一個地點之后，大家坐在一起開會的時候，他才開始聽匯報，并結合看到的、了解到的真實情況來對照匯報的情況。真實情況該怎樣就是怎樣，他一清二楚，誰也蒙不了他。他有著獨特的、認真細致了解問題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整個過程就像剝筍一樣，一層一層，由外及里，由表象到本質，通過這個過程找到問題的核心是什么，問題的本質是什么。

習書記開會的過程，也非常講求實效。念念稿、走個過場這種事在他的會上是不存在的，他不僅以自己調查研究所看到的情況來分析問題，還要請與會者說出各自的看法，指出哪些方面存在問題，如何落實解決問題等等。習書記當時就講了一句很精辟的話：“我們做工作要抓關鍵環節，就如同牽牛要牽牛鼻子一樣。”這句話當時給我觸動很大，我是插過隊的知青，知道一頭牛有上千斤的分量，牛脾氣又很犟，你推也推不動，抬也抬不起來，牽著牛鼻子，它才能乖乖地跟你走。我們工作中遇到困難、遇到問題也是這樣，總是要通過科學、細致的調查研究，找到那些關鍵問題，找到那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牛鼻子”，工作才能有實效。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注重調研、講求科學方法的特點給您留下深刻印象。這些對您后來的工作是否有幫助和啟發呢？

高翔：那肯定是有很大幫助和啟發作用的。在習書記來福州之前，我剛剛從教師身份轉變為干部，擔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巨大轉變讓我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工作上的困難和阻力也讓我認為自己不適合這個領導崗位，內心深處希望能返回講臺，繼續當讓自己得心應手的教師。但是，自從跟隨習書記下鄉調研以后，我從中得到很大啟發。當時我心里想：我現在整天坐在辦公室里，發愁這個工作推動不下去，那個工作開展不起來，還不如到學校去，到鄉鎮基層去，自己去看，去調查研究，找出問題的解決辦法。

當時，職業學校的招生、教學、學生就業都在我分管負責的工作范圍內。我走了好幾個學校，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學生畢業以后的就業出路，這也是職業教育和社會需求如何掛鉤的問題。我借鑒了習書記善于在同類工作中尋找共性，尋找一個共同的解決辦法，牽住“牛鼻子”，如同治病要治本，除草要拔根，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被動解決問題。于是，我圍繞這個問題跟各個學校的校長一起調查，一起研究，從教學上、制度上研究提出職業教育與社會需求掛鉤的種種舉措，加強用人單位與職業學校的溝通，有針對性地優化教學工作。這樣下來，以后的工作就越來越順暢了。

上世紀90年代初，福州市農村的小學教學工作非常渙散。很多村里的學校都人去校空，尤其是偏僻的小學，學生寥寥無幾，不少學校教師包教“語、數、音、體、畫”，也有不少教師辭職改行的。當時，我跟習書記下鄉調研，到了福清，當時是一個中上等發展水平的縣，不少村辦小學也辦得零零落落。習書記問我，農村小學這種狀況，教委那邊有什么意見和建議？我因為之前調研過，回答還是比較有底氣的，我說：習書記，我之前也走了幾個縣幾個村，初步考慮把村與村之間辦得不景氣的小學合并，合并之后，經費集中使用，校舍、宿舍和食堂都可以辦起來，讓師資力量集中起來，鄉鎮和縣里面整合各村的教師到中心校，也整合原來縣和村給學校的撥款，集中辦學，提高效率和質量。習書記當時就在調研會上肯定了我這個思路。

后來，全市農村教育就按照這個思路不斷完善，有了“弱弱聯辦”“強弱聯辦”的模式，還安排優秀教師定期支教，各村的小學辦學都逐漸有了起色。習書記到省里工作以后，也不斷在教育經費、師資力量、政策措施等各方面給全省各地的基礎教育提供支持。那時我已經在福州市政府工作了，在省、市全力支持下，貧困鄉村的小學里面逐漸辦起了食堂，伙食還不錯，宿舍也干凈整潔。后來，這樣的農村小學在福建省各縣（市）很普遍，效果也都很好。習書記到省內各地視察，看到農村基礎教育有了可喜變化，非常高興。

采訪組：您于1991年擔任市長助理，接觸大量政府工作，從那時起和習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打交道就更多了吧？

高翔：是的。1991年，我到福州市政府當市長助理，同時我還擔任民盟福州市主委。那時候，市委書記和副書記要和民主黨派結對子、交朋友，我和致公黨的一個主委黃雙月就跟習書記“結對子”、交朋友。這個朋友可不只是名義上的，習書記經常找我們談話，認真了解聽取民主黨派的工作情況以及意見建議。我那時還擔任了民盟省委會的副主委，連續三屆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我們各民主黨派的重要會議和專題研討，習書記都親自參加并講話。

當時，我作為政府工作人員，經常要列席市委常委會，領導同志們經常就一些議題熱烈討論，各談各的意見，內容交錯復雜。每次習書記聽完作最后總結時，他都把這些事情融合起來，通盤考慮，指出問題的核心是什么，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是什么，其中的難點在哪里，從哪項工作開始切入……他是常委會名副其實的主心骨，每次他一講完，與會的同志都心服口服。

1997年的時候，習近平同志已經到省里當省委副書記了，我那一年任福州市副市長，主管科教文衛工作。福州當時科技發展水平比較落后。作為分管科技的副市長，對福州在科技方面如何發展很焦急。我當時是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開會的時候，就找到我的同鄉、一位著名學者請教。我對他說，我現在當副市長，最苦惱的就是科技發展問題，你能不能給我一些指點？他說，你趕快去申報軟件園，國家目前只批10個，現在已經批到第7個了。將來我們國家社會的發展都要靠科技來推動，而軟件產業的發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我回福州以后趕快查資料，又組織科委和政府辦公廳一起研究，確定福州必須走這條路，大力推動這項工作。之后我們打了一個報告送到市長辦公會，又送到市委辦公會。市委常委會上，大家討論的時候就有些人表示不支持：福州在沒有科技產業的條件下發展軟件業，這簡直是想一口吃個胖子，一步登天。

我當然不信這個邪。習書記說過，考慮好了的事情就要決定，就要堅持做好，不要半途而廢。幸運的是，市委常委會研究決定：“我市要爭取這個軟件園項目。”那段時間，我長期跑科技部，竭盡全力要把這件事情落實下來。但是，我還是想得太簡單了，雖然每月跑兩三趟科技部，但我在北京兩眼一抹黑，既不認識科技部的領導，也沒有熟人，進退兩難，心里別提多難過了。我自己的成敗與否倒是小事，但該做的事情做不好，辜負了政府對我的信任，辜負了民主黨派對我的推薦，我又如何交代得下去呢？

有一天，我在福州市政府正為申報軟件園的事情發愁。習書記的秘書從省委來市政府找我了，他說：高副市長，你在跑科技部批軟件園啊？我無奈地說，是啊，跑不下來，連辦公室主任都不見我。習書記的秘書笑了笑說：你直接去科技部找部長吧，給你聯系好了。我的心激動得“撲通撲通”的，當時眼淚都差點掉下來，不知道說什么好，只是連連答應著：好的，好的，我馬上去北京。

接下來，福州市申報軟件園的事情就進展得很順利了。記得在一次有關科技的會議上，習書記指出：“只要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只要看準了，就可以大膽去試驗。”以后這句話就成為我的“尚方寶劍”，再有消極退縮的論調，我就拿出這句話來說服自己，也說服對方。

習書記鼓勵我們大膽干、勇敢闖，讓我們做事要往大處想、高處想，他到省里工作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的工作。軟件園建成之后，為了提高軟件技術人員的水平，福州市在軟件園內設了一個研究生班。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通過在清華、北大工作的福州老鄉的幫助，請了這兩所高校的博士生導師定期來福州上課。同時，省政府也十分支持福州市在瑯岐島開展“清華北大筏艇賽”，為了給軟件園吸引人才、擴大影響，我們租了2輛汽車，把這些科技人才從瑯岐島拉到軟件園去參觀，希望他們畢業后能來福州工作。在省、市的支持下，兩校筏艇賽舉辦了四屆，省里還撥了經費支持我們。那幾年，習書記在省里多次接見清華、北大等高校來福州的領導和專家學者，感謝他們對福建人才培養及科技發展的支持。

還有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情。當時習書記接見清華領導時，我也在場，我聽到習書記跟清華的領導“商借”一位人才來福州大學擔任校長。后來，這件事情辦成了，清華大學的教務長吳敏生到福州大學來擔任了多年的校長。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的時候，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您當時在福州市人大常委會任副主任，和他在一套班子里工作。請您介紹一下習近平同志對人大工作的創新及具體舉措。

高翔：習書記始終很重視人大工作。在他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之前，人大其實并沒有完全發揮其重要作用，當時民間有句話諷刺說：“市委定調，政府干活；人大舉手，政協聚餐。”雖然有點兒偏頗，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

習書記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間，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他把人大的工作提到很高的位置，1994年，他在人大會議上明確指出：要發揮人大在福州改革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習書記在市委會上通過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人大工作的決定》，進一步凸顯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

習書記非常重視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比如，對福州“三坊七巷”的保護，他親自與文物局局長曾意丹去現場調研并指示：“要把全市的文物保護、修復、利用搞好，不僅不能讓它們受到破壞，而且還要讓它更加增輝添彩，傳給后代。”不久，在他的領導下，福州市人大在全國率先出臺《福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為全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發揮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習書記主持人大工作以后，所有立法工作都要通過法制創新課題調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來，習書記要求定期研究人大的工作制度，加強法律監督管理。從此以后，人大真正成為穩定福州改革發展的重要力量。

采訪組：您任福州市副市長期間，習近平同志在文化工作方面都給了您哪些具體支持？

高翔：我任福州市副市長的時候，分管文化工作，文藝演出是文化工作中的重要內容。我調查了福州市的閩劇團，發現團里的演員老化嚴重，都演不動了。我一看，這樣下去是難以為繼的，閩劇沒有后來人了，我們的傳統文化如何保留下去，如何留給后人呢？后來，在習書記的支持下，福州市把閩劇學校從省藝術學校“分離”出來，由市里獨立辦一所閩劇學校，讓年輕人學習這門傳統藝術，讓閩劇后繼有人。現在這個戲校還在辦，這門藝術不僅得到傳承，而且得到豐富發展。

當時，福州市歌舞劇院，主要招收了一些民間演員在逢年過節的時候辦演出，專業性不夠，效果也比較差。在習書記支持下，市里撥款在北京舞蹈學院專門辦了一個“福州班”，送了12名11歲左右的小演員赴京學習舞蹈藝術。現在這些人都成了福州市藝術界的主力軍。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間，他和家人都生活簡樸，待人真誠，和市民結下深厚友誼。您有沒有這方面的小故事與我們分享？

高翔：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的時候，一直住在市區一個狹窄的小巷子里。他住的那棟樓比較老舊，房間面積也小，遠沒達到他的級別應當達到的標準。市委后來有了條件更好的房子，習書記也沒從這棟小樓搬走，一直住在這個小巷子里。那個地方是福州最普通的市民老百姓生活聚居的場所，很接“地氣”。附近老百姓也都知道，市委書記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就住在自己身邊。

彭麗媛同志生小孩以后，仍然在這個地方生活。孩子出生以后，彭麗媛同志的母親來福州幫忙帶孩子。習書記平時生活很簡樸，彭麗媛同志和她的母親也是這樣。小孩子穿的衣服，她們不買高檔的，只到樓下一個小裁縫店去做，幾塊錢、十幾塊錢就能做一件衣服。

那個裁縫店很簡陋，當時就跟一間報刊亭差不多大。店主是個福州長樂縣來的農村女孩，她愛人是福州園林局工人，小兩口都是淳樸善良的勞動人民。由于彭麗媛同志和她的母親回宿舍都經過這家小店，她們之間就成為了朋友。彭麗媛同志每路過這家小店，都會親切地和女孩打招呼。夏天天熱的時候，彭麗媛同志的母親經常抱著小外孫女，在小店里坐一會兒，和女店主拉拉家常。

習書記離開福州的時候，彭麗媛同志的母親還專門到這家裁縫店去道別，她說：我們一家要搬走了，謝謝你們一直以來對我們的關照。女店主的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她說，老人家，你一直照顧我的生意，應該我謝謝你才對呀。女店主后來跟許多人都說起這件事，舍不得他們搬走。

習書記一家人待人誠懇熱情，謙遜隨和，在左鄰右舍老百姓中的口碑非常好。直到今天，那里的人們還對他們一家念念不忘。

2002年，習書記離開福建的時候，大家歡送他、與他合影留念，我當時在外地出差，沒能參加歡送和合影，心里難過極了。習書記到浙江以后，他的秘書專門給我打來電話說：高市長，習書記向你問好。然后，習書記還接過電話，對我說：“高翔啊，你以后到浙江來，跟我招呼一聲。”我心里很激動，我說：“好的，好的，習書記，謝謝您！”

時光荏苒，一轉眼10多年又過去了。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們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國家也越來越繁榮富強，對世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我們這些老部下大多已經退休了，但談起習書記大家都是贊不絕口。我們衷心希望習近平總書記在操勞黨和國家大事的同時，注意保重身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