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指出,“促進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健全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為推動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新時代新征程，促進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應充分認識提升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水平的重要意義，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有效提升監管水平。

對平臺經濟實施常態化監管的意義

平臺經濟作為數字時代生產力新的組織形式，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對于推動產業升級、優化資源配置、暢通經濟循環發揮著愈發重要的作用。提升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水平，對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有序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客觀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這就要求我國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平臺經濟在帶動就業創業、拓展消費市場、創新生產模式、增強國際競爭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催生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泄露用戶隱私、加劇信息安全風險等諸多問題。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過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使平臺經濟創新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

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平臺經濟涉及數據安全、商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等方方面面，既事關國家信息安全，又涉及衣食住行等民生領域。促進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必須正視平臺經濟可能存在的數據外泄、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風險和挑戰。為此，應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作為常態化監管的重要目標，建立健全數據安全協同治理體系，加強政府、企業與行業組織之間的密切配合，在平臺經濟領域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有力支撐。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求加快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在此過程中，平臺企業 尤其是頭部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平臺企業在數量、體量和業態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發展，但也有著“成長的煩惱”，如出現了“大數據殺熟”“二選一”以及搜索降權、獵殺式并購等問題。以社會效用的損失換取企業利潤的增長，最終會透支整個行業的信譽和發展潛力。通過提升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水平，有助于切實改變平臺之間各自為戰的局面，規范整個平臺經濟行業良性競爭，進而推動平臺經濟生態鏈健康發展，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加快健全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

加快提升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水平，需要立足中國具體國情，把握國際前沿趨勢，從創新頂層設計、改進監管措施、拓展監管主體、完善反饋機制等方面，加快健全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

創新頂層設計。遵循平臺經濟發展規律，系統謀劃、綜合施策，在監管理念、體系、模式等方面改革創新，使平臺經濟監管轉軌至規范與發展并重的路徑。加快構建兼顧經濟效率、社會公平與國際競爭力的監管機制，不斷完善治理模式，扎實推進事前事中事后敏捷評價與反饋調節機制建設，建立健全數據產權歸屬認定、市場交易、權益分配、利益保護制度，促進數據合規高效便捷使用，把我國海量數據和應用場景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持續推動平臺企業健康發展。

改進監管措施。根據平臺的業務模式內容進行分類監管，不同類型服務的平臺承擔不同責任。政府加強與平臺企業之間的聯系，將平臺所掌握的信息和數據作為對平臺監管的依據與補充，根據平臺特征定期審視現行監管政策的適用性。加快制定行政處罰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處罰標準與行政罰款區間。及時出臺相關規范，明確新興概念與執法標準，界定不同違法程度的處罰區間，有效壓縮監管機構的自由裁量空間。探索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平臺經濟監管執法中的應用，提升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效率。

拓展監管主體。平臺經濟監管需調動各方積極性，構建“國家規制+行業自治+用戶參與”的協同治理機制。國家規制方面，積極吸納計算機科學、反壟斷、大數據輿情等領域專家參與相關政策的研究及制定，提升政府決策管理的科學性。行業自治方面，充分調動中國互聯網協會、互聯網金融協會等行業自律組織的積極性，借助協會成員對各類平臺商業模式、核心算法以及經營風險等的洞悉，有效敦促平臺合規自治。用戶參與方面，可在消費者保護協會等基礎上，增設用戶參與系統，充分調動廣大用戶監管平臺的熱情，有效引導社會力量加入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中來。

完善反饋機制。建構包括動態預警系統、專題訪談、“監管沙盒”等在內的常態化溝通交流機制，實時關注平臺動態，柔性調整監管政策。運用大模型動態預警系統，實時監控平臺交易、網絡輿情、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指數等情況，實現精準預測與靶向監管。建立健全常態化專題訪談機制，專門針對平臺、用戶、科研院所等開展深度調查，完善更新分類分級負面清單。探索“監管沙盒”等監管工具，招募用戶到特定安全空間試用區塊鏈、元宇宙等新興技術產品，充分把握新技術的優勢與風險，探索構建前沿性監管措施和路徑。

（作者均系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地方實踐高端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