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中國共產黨人，以南梁為中心創建了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后來和陜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發展成為陜甘革命根據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陜甘支隊抵達陜甘根據地的吳起鎮；1936年10月，紅二、紅四方面軍相繼到達陜甘根據地，三大主力紅軍勝利實現會師。陜甘革命根據地為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紅軍北上抗日提供了出發點，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可以說，南梁“這片熱土孕育了革命，為中國革命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走武裝割據道路，創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西北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吸取甘肅正寧縣寺村塬、陜西耀縣照金創建革命根據地受挫的經驗教訓，堅持走毛澤東關于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道路。他們始終堅持黨對軍事斗爭的領導，靈活運用“三色建軍”（“紅色”就是發動工農群眾建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灰色”就是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白色”就是派共產黨員深入白區或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和“狡兔三窟”等策略，先后發動了清澗、渭華、旬邑、兩當、靖遠、太白等70多次兵變、武裝起義，以“革命意志高于天”的精神開展革命斗爭。1930年10月創建南梁游擊隊，1932年2月成立陜甘游擊隊，12月成立紅26軍，在陜甘大地建立起我們黨自己領導的革命武裝。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中共陜西省委遭到破壞、紅26軍第2團南下失敗和照金蘇區陷落的危急時刻，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甘肅省合水縣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恢復紅26軍、成立42師，提出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開辟以安定、南梁、照金為中心的三路游擊區，為革命斗爭勾畫了新藍圖。包家寨會議后，劉志丹率領紅26軍橫掃敵匪，為南梁中心蘇區的開辟創造了外圍條件。與此同時，習仲勛、張策等人在南梁一帶發動群眾建立農民聯合會、貧農團、赤衛軍等組織。1934年2月25日，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恢復成立，為創建南梁中心蘇區奠定了群眾和階級基礎。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陜甘邊區特委、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會議，對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全面建設提出了正確的指導意見，標志著陜甘邊區黨組織和紅軍的進一步成熟。此后，根據地軍民在黨的領導下，連續粉碎國民黨軍隊的數次“圍剿”，以南梁為中心、方圓200多平方公里的敵據點都被拔除，并成功創建慶北蘇區、鞏固陜甘邊南區、開辟陜甘邊東區，紅軍武裝進一步發展壯大。1934年11月，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到包括18個縣級蘇維埃政權、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1934年11月7日，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史稱“南梁政府”）在南梁荔園堡成立，習仲勛經過“豆選”當選政府主席，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

在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快速擴大并鞏固發展。鼎盛時期，根據地轄20多個縣級蘇維埃政權，人口數十萬。

實行“十大政策”，使革命有了鞏固的后方

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不久，黨政軍機關隨之遷至南梁堡東邊的寨子灣，南梁政府下設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肅反、工農監察、文化、婦女等委員會。從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實際出發，劉志丹、習仲勛等人制定實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深受根據地軍民擁護和支持。

“十大政策”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統一戰線等方面。在土地政策上，避免實行過火或“左”的做法，只沒收地主及富農剝削來的土地分給貧雇農，同時給地主富農留下維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在經濟政策方面，發行貨幣，開設集市，鼓勵邊區內外開展貿易往來，極大地豐富了物產供應，受到根據地人民的稱贊和響應。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興辦列寧小學，頒布禁煙、禁賭，婦女放足等條例，開啟了文明的新生活。在統一戰線方面，以發展壯大革命武裝為目標，區別對待各方勢力，能團結的團結，能中立的使其中立，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敵人，爭取同盟者和支持者。比如，劉志丹、習仲勛始終同國民黨將領楊虎城、鄧寶珊等保持著聯系的渠道。同時，重視團結少數民族群眾，建立回民支隊。這些政策特色鮮明、實事求是，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發展繁榮了當地經濟，對鞏固革命根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黨中央和毛澤東高度評價的那樣，劉志丹“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之普遍真理具體實現于西北”；習仲勛“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凝結著習仲勛的心血和智慧。劉志丹也曾對人說，“搞政權建設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勛同志”。

南梁政府建立后實行的“十大政策”，在陜甘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使根據地建設、軍事斗爭有了鞏固的后方，也是我黨早期局部執政的有益探索。

與陜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

與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遙相呼應，在謝子長等人領導下，陜北地區的革命斗爭也迅速發展起來。1935年1月30日，紅27軍84師成立，形成了以瓦窯堡為中心，轄清澗、安塞、安定、靖邊4個縣的陜北革命根據地。

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極度恐慌。國民黨西北軍閥更是對根據地土地革命運動如芒刺在背，一邊推行保甲制，實行“并村”行動，在村鎮建筑聯防碉堡，嚴加防守；一邊開始部署“圍剿”陜甘邊和陜北革命根據地的紅軍。西北軍閥對陜甘邊、陜北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被相繼粉碎后，蔣介石一面調集重兵對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截，一面加緊準備對陜甘邊和陜北兩塊根據地的第二次大規模軍事“圍剿”。

1935年2月，周家崄會議的召開，實現了黨對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地的統一領導。經過數次反“圍剿”斗爭，陜甘邊根據地與陜北根據地連成一片，發展成為擁有30多個縣、百萬人口的陜甘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區域武裝斗爭格局。紅軍主力部隊也發展到約5000人，游擊隊發展到4000余人。

全面抗戰爆發后，由陜甘邊根據地發展起來的陜北根據地進一步發展為陜甘寧邊區，成為“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長征結束以后，起是從這個地方起的，轉也是從這個地方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