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央提出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工作中，中央制定的第二個“八字方針”，這個“八字方針”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國內外背景，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十年“文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嚴重破壞

　　十年“文革”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政治動亂對生產建設的破壞極為嚴重。經濟發展速度緩慢，失去了社會秩序正常情況下本應該取得的成就。“文革”結束后，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依舊存在。中國經濟該如何發展，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認為要把過去失去的時間補回來，就要多上大項目，高速發展國民經濟。1979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討論并同意《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華國鋒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公布，今后八年間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到20世紀末工業生產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農業生產要最大限度地實現機械化、電氣化、水利化。這些不切實際的奮斗目標和高指標，在隨后的工作中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的嚴重后果。

　　對國民經濟存在問題的認識趨于清醒

　　1979年1月1日，陳云在李先念批請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國務院關于傳達《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的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國務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資還有缺口’。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5日，陳云又在一份簡報上批示：“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陳云的意見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閱后批示：“請計委再作考慮。”

　　1979年3月8日，陳云寫下《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為即將提出的經濟調整決策作理論上的準備。3月14日，陳云和李先念聯名給中央寫信，正式建議實行經濟調整，對當前和今后的財經工作，提出重要意見，強調“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3月25日，陳云在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指出：“調整，就是步伐調整調整，該踏步的踏步，該下的下，該快馬加鞭的快馬加鞭。目的是為了前進，為了搞四個現代化。”這次調整，除理順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外，更著重于糾正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有助于全黨對“左”的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中的弊端有更加清醒的認識。

　　利用國際有利經濟環境

　　“文革”結束后，中國政府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了幾批經貿考察團，他們對國外的經濟發展現狀進行了詳細的調研，回來后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國領導人也進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動，這包括中國領導人到包括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多國訪問，也包括接待外國客人來訪。

　　中國領導人在對外交往中逐步認識到，和平與發展逐步成為世界的主題，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可以利用西方的資本技術為中國經濟發展服務。實踐中，中國開始大規模利用外資，引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國內設立經濟特區，并制定相關的涉外經貿法規。

　　經濟調整“八字方針”的提出與實施

　　197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決定從1979年起，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國民經濟調整要實現以下任務：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面嚴重失調的比例關系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積極而又穩妥地改革工業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體制，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繼續整頓好現有企業，建立健全良好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通過調整、改革和整頓，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更好地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這個“八字方針”。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邊調整邊前進，在調整中改革，在調整中整頓，在調整中提高。調整，就局部來說，是有進有退，有上有下；就全局來說，總的生產建設在調整中是要穩步前進的。

　　調整和加強農業。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集中精力使農業盡快得到迅速發展是首要任務，并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生產的25項政策和措施。主要有切實保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鼓勵和支持農民經營家庭副業，增加個人收入；國家增加對農業的投資，逐步提高到18%左右；大幅度地提高糧、棉、油、豬、禽、蛋等18種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搞好農業基本建設；發展農、林、牧、副、漁業的機械化；減免部分社隊企業稅收；等等。這些措施使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村和企業的改革也邁出步伐，農村面貌出現了可喜變化。

　　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1980年1月，國家決定對輕紡工業實行優先政策，即能源、原材料供應優先，挖潛、革新、改造措施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基本建設優先，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輕工業超過了重工業的增長速度。

　　初步壓縮建設規模，調整投資方向。1979年國家堅決停建、緩建一批條件不具備或國家不急需的工程。

　　穩定能源生產，節約能源資源。首先是厲行節約；其次是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再次是改造耗能大的老設備和落后工藝，更新耗能高的動力機具，關停并轉了一批耗能高、效益低的企業。

　　積極擴大城鎮就業，大幅度增加城鎮居民收入。首先是安置了待業人員。各地廣開就業門路，積極安置城鎮待業人員，到1980年底在城鎮安置1808萬人就業。其次是提高職工收入。企業實行獎金制度，職工收入開始大幅度增加。再次是建造職工住宅。1979年國家計劃用于城鎮職工住宅建設的投資，比1978年增加了83.7%。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和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調整工作的評價是：“黨在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堅決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過去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影響。”12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經濟工作，進一步統一對經濟工作的認識。會議仍然維持“進一步調整”的方針，確定1982年速度是“保四爭五”，基本建設投資380億元，財政赤字30億元。

　　到1981年底，國民經濟經過調整，比例關系失調的狀況有所改善，農業生產獲得豐收，增長6.4%，輕工業生產增長14.3%，財政赤字減少到25億元，市場供應緊張狀況有所緩解，物價趨于平穩。這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跨上新臺階和經濟體制改革深入進行奠定了基礎。

　　（摘編自《黨史博覽》2024年9月 姜長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