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鄧小平同志是為世界和平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這一提法，既突出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世界互動轉型中所發揮的獨特的、歷史性的貢獻，也體現了鄧小平作為世紀偉人的世界影響。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也是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掌舵人”。他曾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能否取得成功的條件歸結為以下兩點：一個是國內條件，就是堅持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一個是國際條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環境。為了給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鄧小平堅持以宏闊國際的國際視野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充分體現在新時期的中國對外政策中。

一是反對霸權主義。鄧小平把反對霸權主義、保衛和平視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早在1980年初，鄧小平就將反對霸權主義作為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反對霸權主義主張反對一切干涉他國內政、企圖控制世界事務的大國行為和強權政治。反對霸權主義的著眼點是為團結最廣大的國際力量，而鄧小平在反復強調中國反對霸權主義的立場的同時，也多次公開承諾中國永不稱霸，將永遠站在第三世界這一邊。鄧小平的反對霸權主義立場反映了國際社會對普遍利益與公平正義的需求，顯現了中國對于世界事務的大國責任，帶有強烈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特色。

二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鄧小平對于國際事務的一個重點關心領域。鄧小平曾說：“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么？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有所作為”主要是指中國要對世界格局的走向做一些有重要影響的大事，這些大事超越了純粹的國家利益層面，是對國際社會作出的直接貢獻。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構建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主導權一直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手中。隨著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走上國家建設的道路，亟需構建新的國際秩序，以反映這種國際力量對比的新變化。因此，建立新秩序本身就是一種重大的國際責任。中國主張建立這種新秩序，是一種鮮明的國際主義作為。鄧小平曾向到訪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提出，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鄧小平建議中印兩國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準則，并向國際社會推薦這個準則來指導國際關系。這也是鄧小平為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所貢獻的中國智慧。

三是各國共產黨要立足于本國實際獨立自主地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改革開放初期，為恢復與社會主義兄弟黨的關系，鄧小平在實踐中積極思考黨際交往原則。鄧小平認為黨際交往中有兩條原則一定要堅持。第一條是，黨與黨之間的關系是兄弟黨關系，不是父子黨關系；第二條是，任何國家的事情只能由那個國家的馬列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自己去判斷，不要拿我們的觀點、模式強加于人。鄧小平多次強調，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任何一個國家的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的解決，都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中國尊重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共產黨自己的選擇。他們應該根據自己國家或地區的特點，制定自己的方針、政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模式可能存在多樣性的思考和認識，突破了長期以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模式只能定于一尊的思想障礙，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四是把中國發展好、建設好，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國是世界的一個部分，而且是舉足輕重的一個部分。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才能更多地盡國際主義義務，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改革開放初期，面對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鄧小平曾說，中國必須向發達國家學習，再不改革開放就要被開除“球籍”。他還說，沒有四個現代化，中國在世界上就沒有應有的地位。1987年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將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對中國國情的一次重大認知。在一個貧窮落后而又人口眾多的大國，通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決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問題，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就是為人類作出貢獻，而且這種貢獻還會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和人民。鄧小平一再表明：我們在國際上永遠實行國際主義，不搞霸權主義。我們希望若干年后，在下個世紀不長的時間里，作為社會主義的、比較富的中國，能夠對人類特別是第三世界，盡到符合我們自己身份的國際主義義務。

鄧小平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一方面使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的共同繁榮和進步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對外形象和風格更為世人所矚目和贊賞，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國際環境，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

鄧小平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敏銳而科學地判斷了時代主題，清醒而準確地把握了中國所處的時代方位，著眼于世界可能和平的趨勢和中國必須發展的要求，為中國制定出符合新時期發展的外交政策，把中華民族的復興與世界的和平發展緊密聯系起來，實現了中國改革開放和世界和平發展的“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