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首次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作為“第二個結合”明確提出，開創了我們黨理論創新的新格局，實現了“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理論創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強烈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

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治國理政思想特別是關于“中國特色”的重要論述，正是“第二個結合”的生動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點�！编囆∑酵�志立足中國國情和特點，開創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本文將從“第二個結合”的研究視野出發，系統梳理鄧小平“中國特色”觀的闡發過程與具體內容，發掘其中與“第二個結合”相契合的思想內涵。

鄧小平“中國特色”觀的提出

中國道路的開辟絕非偶然，而是由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敝袊�道路之所以有自己特色，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換言之，“兩個結合”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同志在這里強調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中國的具體實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個概念，并闡明了三者之間的關系，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實際上，“中國的具體實際”不僅包含由政治經濟因素所構筑的客觀條件，而且也包含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構筑的文化心理條件。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僅僅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群眾基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只有同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歷史長河中積淀下來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文化心理、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相結合，才能創造出中國人民易于接受的表達形式。

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傳統，又突破陳規，基于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審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創立了鄧小平理論，為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開辟了新道路。鄧小平同志為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小康”理想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用極富中華文化的特色概念——“小康”來描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特定階段的奮斗目標，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構想，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實現共同富裕、消除兩極分化等，在相當程度上，這既妥善處理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即“第一個結合”的問題，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的問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價值導向

鄧小平同志關于“中國特色”的理論探索集中體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鮮明指向，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既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于社會公正的不懈追求，也浸潤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兼具社會主義屬性和中國本土特性。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然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迸c“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共同構成了鄧小平同志所講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們既需要通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一切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充滿活力地參與有序競爭，也需要通過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黨的領導下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能動作用，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讓社會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穩步邁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內在結合，既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以政府力量調節市場的缺陷，在效率與公平之間保持了動態平衡。

實際上，中國之所以能走出這樣一條路，而沒有陷入新自由主義的窠臼，既與社會主義的傳統相關，也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向來就強調“以義制利”的經濟倫理有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來將人本身置于中心地位�！疤焐鸁A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保ā对娊洝ご笱拧�烝民》）利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物質生產活動是人的首要的、第一位的活動；但人同時還是社會的存在，具有人文素養，能夠以義制利、以道制欲。“公私之辨”和“義利之辨”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傳統經濟倫理中的核心命題之一，公私兼顧、義利并舉占據著社會主流地位的價值取向：既承認私利與利己，又承認公義與利他，但利他當高于利己、公義應高于私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一，“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禮記·中庸》）的中庸精神，兼具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守常氣質，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達變氣魄，以及以強韌包容力尊重差異“中和”法則。借助此種相反相成、海納百川的辯證法智慧，我們可以避免整齊劃一的僵固思維，發揮多元通和的復合優勢，確保經濟轉型的漸進平穩，而非激進動蕩；確保經濟發展的多元和合，如政府作用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結合、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相結合等。其二，中華文明中的“經濟”向來強調“經世濟民”，具有濃厚的政治意涵與公共屬性；“義利之辨”為經濟生活注入濃厚的倫理品質，強調國家“以百姓之心為心”，主張“不與民爭利”，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積極介入組織生產、再分配和基礎設施建設各環節，有力統籌整合各地域、各階層的經濟生活，在公私產權之間、農商業態之間、貧富階層之間、節流開源之間、局部全局之間、眼前長遠之間努力維持平衡，并注重抑制地產兼并、節制資本干政、扶助弱勢民眾。

由此可見，正是因為中國幾千年來“以義制利”的經濟倫理的文化傳承，我國才能創造性地走出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發展道路，從而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建設文化強國的長遠目標，既要植根于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也需將鮮明的社會主義屬性和深厚的中國本土特性相結合。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始終體現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1978年6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著重強調了毛澤東同志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點，號召全黨要打破精神枷鎖，使思想來個大解放，端正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待事物的正確態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契機。在1979年文學藝術工作者會議上，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治。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正確處理新時期的“古今中西”關系。就基本方針而言，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文化復興的起點上，旗幟鮮明地指出：“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彼麖娬{：“我國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表演藝術中一切進步的和優秀的東西，都應當借鑒和學習�！薄八�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鉆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一切好的東西，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的藝術形式�！贝送猓�鄧小平同志還特別指出，振興中華民族必須“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鄧小平同志把學習、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至促進中國發展、振興中華民族的時代高度。

對于如何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鄧小平同志強調：“屬于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边@就要求我們在文化建設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專業態度做好傳統文化的揚棄工作。

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明確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指導地位，同時又強調建設“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這樣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為改革開放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指明了方向，進一步深化了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大地的文明沃土，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它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但不存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問題，恰恰相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文化土壤。同樣，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也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方向，為其注入了無限生機與活力。如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開啟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新征程，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新局面。只有進一步強化禮敬傳統、堅守傳統的文化自覺，中華民族才能擁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中華民族才能建立起“舊邦新命”的歷史責任與文明使命，對中國道路開展富有前瞻性的根本思考，使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重新綻放于多元文化激蕩交融的當今世界。

（作者分別系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院長、教授；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