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和策略思想的形成與新中國外交實踐緊密相連。面對西方重圍與大國圍困的外交困難局面，毛澤東指出退讓沒有出路，必須以斗爭求和平，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他認為全球治理有“兩套邏輯”，應該探索出一條“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的援外模式。毛澤東的戰略和策略思想對于觀察新時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矛盾、外交實踐和“一帶一路”建設仍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面對大國壓力，退讓沒有出路，要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云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進入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

　　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于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親切地稱之為“G2”的瓊閣夢幻。12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魯曉夫：“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

　　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說是雪上加霜。1959年11月3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彭真等同志討論赫魯曉夫問題，彭真說，赫魯曉夫迷戀于西方首腦會議，西方就以此像釣魚一樣釣著他。毛澤東接著說：“有一天，西方一翻臉，他就處于被動。”赫魯曉夫的變節將中國置于南北兩線作戰困境，對此，毛澤東堅定地表示：“現在，硬著頭皮頂著是對兩方面的：一方面對赫魯曉夫，一方面對艾森豪威爾。”

　　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并于1961年利用中國經濟困難，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印度借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

　　中印邊境的穩定事關中國大西南的穩定，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印度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高調開啟，一個月后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不讓第三國卷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干干凈凈交還給他們。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硬是將美國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出雙方爭議地區。對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對后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有意留待將來從長計議。

　　今天總結1962年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其戰略戰術融進戰退和于瞬間，展現出毛澤東軍事藝術“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的極高境界。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為了給中國大西南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

　　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兩霸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

　　毛澤東明白，國際關系中“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只有成為打不敗的對手，才能成為美國人的朋友。1956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我們有兩手，我們公開對美國說，反對美國阻撓我們進入聯合國，實際上我們對進入聯合國沒有多大興趣。再過六年，等我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后，我們進入聯合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更好。我們的目的是先打掃自己的房子，再請客。”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智利朋友時談到中美關系，他說：“我們把美國的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么高興。但是，總有一天兩國的關系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說來也神奇，從1964年毛澤東說這些話到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時間相隔正好15年。

　　歷史上凡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的國家是必敗無疑的。拿破侖在歐洲打得挺順，1812年又打了俄國，1815年敗了。朝鮮戰爭美國敗在與中蘇兩國作對，而且勞師征遠，結果輸得沒一點面子。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美國、蘇聯和中國對立，蘇聯更是大兵壓境，三個國家都處于兩線作戰的困境。毛澤東明白，國家外交永遠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但操作起來卻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澤東通過珍寶島小小的一戰，輕輕翻牌，就把美國翻到中國這邊了。不打不相識，美國人佩服毛澤東，尼克松來中國，在飛機上說來與毛澤東談哲學。

　　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上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是不能兩面作戰。”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

　　用“三個世界”取代“冷戰”的概念，在國際上形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對手

　　值得研究的是，與蘇聯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認識不同，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勢。通讀毛澤東外交文獻，毛澤東在后期談外交問題時罕見用“冷戰”而較多的是“三個世界”的概念來描述當時的國際形勢。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基本判斷。1963-1964年，美蘇聯手反華期間，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觀點，他說：“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10年后，毛澤東將這個分析概括為“三個世界”的論斷。

　　“打擊誰”即斗爭的對象一旦確定，那“團結誰”即團結的對象也就自然解決了。毛澤東的反帝思想與團結第三世界的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紅軍學院講演中分析國家戰前需要具備的政治條件時說：“政治上做好戰爭準備意味著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戰爭準備，意味著要有足夠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國”。沒有朋友的國家是不能勝利的。這個道理誰都懂，但交朋友和團結盟友的方式及效果卻有大的不同。毛澤東用“三個世界”取代當時國際上流行的“冷戰”的概念，在國際上形成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我們的對手，從而在美蘇夾擊中打開勝利的局面。

　　與此相反 ，蘇聯接受了有失辯證法的“冷戰”的概念，造成了蘇美間的巨大沖突并使自己在這種沖突中受到巨大的損害。1962年赫魯曉夫挑起的“古巴導彈危機”，由此刺激了國際輿論按著國際資本集團的需要將本不愿跟隨美國的西方國家推向美國，將正在反對華爾街軍工資本集團的美國人民推向越南戰場，最后這種非黑即白的“兩分法”將中國推向美國，并最終導致蘇聯的崩潰。

　　全球治理有“兩套邏輯”，在實踐中探索出一條“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的援外模式

　　美國人和蘇聯人也重視第三世界，但他們是帶著槍去沖到人家領土上，把幫助人當生意做。人家兩口子吵架，尋求幫助，美國和蘇聯趁火打劫。幫忙價碼談妥后，一個幫女方打仗，另一個幫男方打仗，結果人家兩口子一好，美蘇便與人家結了怨，將他們再掃地出門。毛澤東的方法則充滿東方智慧。毛澤東支持第三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但是毛澤東幫忙既不談錢，也不帶槍。

　　1965年2月19日，毛澤東會見了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說：“中國人民見到非洲的朋友很高興，我們很高興，因為是相互幫助，不是誰要剝削誰，都是自己人。我們不想打你們什么主意，你們也不想打我們什么主意。我們都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是不懷好心的”。1967年9月，三國代表團進行了會談并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政府、贊比亞共和國政府關于修建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的協定》。中國先后派遣工程人員5.6萬人次，高峰時期中國在場工程人員1.5萬人。投入物資機械83萬噸，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鐵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組成的鐵路局共管，中國繼續提供無息貸款和技術支持以協助其營運。

　　在非洲，中國當時的投入數額遠不能與美國、蘇聯比，但成效要遠比美蘇深遠。為什么呢？中國的幫助是東方式的勸和不勸分；美國與蘇聯則是西式的勸分不勸和。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團結，中國援非工程人員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人家把路修了，與俄國人在中國東北修鐵路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做派不同，中國人與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

　　有人說毛澤東“不懂經濟”，那現在我們看到了，一條鐵路讓非洲人民把中國人記了半個世紀，他們一直把毛澤東的像與本國開國總統的像并列懸掛著。你說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這樣？只有非洲及第三世界國家。這用現在的學術語言叫軟實力。為培養這種軟實力的經濟投資與收益比，與蘇聯和美國比，中國才是真正的“多快好省”。一個工程下去，看似不賺利，但友誼的回報卻是巨大和長遠的。事實上，我們今天還在享受著毛澤東以第三世界為中心的外交紅利。2016年所謂“南海仲裁案”事件中支持我們的多是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2015年9月26日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上，美國將梵蒂岡教皇的發言與習近平主席的講演安排在同一天，電視上可以看出留下聆聽習近平主席講演最多的是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為什么會有這樣智慧呢？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是共產主義者，更是因為中華民族在近代是受壓迫民族。人一受欺負就長反抗的智慧。

　　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華僑教師張國基的信中就表達了“大家好的主義”：“取世界主義，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義，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質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義。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別人好，質言之，即損人利己之政策。”1955年3月8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我們要將全中國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毛澤東在新中國對外援助中堅決摒棄了帝國主義模式，我們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人民再經受中國人曾受到的屈辱。1967年毛澤東在接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國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們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早在1960年，毛澤東就考慮用新的“邏輯”即如何將共產黨人的理念應用于全球治理問題，5月8日，毛澤東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說：西方國家和美國的邏輯同我們的是兩套。朋友們，哪個對，將來看吧！總有一天，美國人民不喜歡帝國主義制度。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于最困難的時期，面對兩個大國的夾擊，以斗爭求和平，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后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