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頭腦冷靜，思維縝密，作風實在，工作細致，善于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問題。

反對張國燾分裂行徑，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1936年7月1日，任弼時、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萬里轉戰，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5日，根據黨中央命令，紅二、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任弼時任政治委員。任弼時在了解到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徑后，與其圍繞分裂和反分裂，控制和反控制，維護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和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軍閥主義展開了尖銳的斗爭。

任弼時教育紅軍干部戰士：不利于團結的話不說，不利于團結的事不做，有分歧的不討論，免得節外生枝。他燒毀張國燾派工作團送來的有攻擊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內容的材料，堅決挫敗張國燾分化和控制紅二、六軍團的陰謀，堅決反對張國燾利用組織手段壓制紅二、六軍團的企圖。當張國燾提出召開紅二方面軍干部會，召開二、四方面軍干部聯席會時，任弼時站出來質問，報告誰做？有爭論結論怎么做？有理有力把張國燾頂了回去。任弼時在會師大會上旗幟鮮明地說：“我們唯一的道路是北上與中央會合。”

任弼時細致耐心地做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工作，使大家對目前形勢和黨中央策略路線的認識趨于一致。他力促建立集中統一領導，為紅軍長征的勝利提供組織保障。任弼時還兩次致電黨中央，建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產生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成立軍委主席團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為了防止張國燾對北上方針反復不定，任弼時隨紅軍總部和朱德、張國燾一起行動。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境內勝利會師。

任弼時胸懷全局，具有高超的斗爭藝術，在挫敗張國燾分裂行徑，維護黨和紅軍團結統一的斗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出使共產國際，為我黨成功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明曾是“左”傾冒險主義的代表，給革命帶來極大的危害。全面抗戰爆發后，王明又走到另一個極端，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實際上是要中共放棄獨立自主的方針。由于王明自稱是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因此在黨內造成了思想混亂。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

1938年4月，任弼時代表黨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做了口頭說明和補充，介紹中國抗戰形勢，闡述中共政治路線、軍事戰略方針政策、毛澤東和朱德的正確主張，以極大的說服力，改變了共產國際的看法，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兩次作出決議案，肯定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支持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號召援助中國的抗戰。

任弼時為爭取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認可和支持作出了重大貢獻，為我黨成功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克服王明右傾錯誤提供了保證。

協助領導大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實現豐衣足食

國民黨頑固派堅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調動40多萬部隊筑起五道碉堡封鎖線，對陜甘寧邊區實行“經濟作戰”，“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以致陜甘寧邊區財政極為困難。毛澤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的地步！”

為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黨中央帶領邊區黨政軍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領導親自動手開荒種菜，學習紡紗。在中直機關和中央警衛團組織的紡線比賽中任弼時獲得第一名。在黨中央的積極倡導和廣大軍民的努力下，邊區經濟發展成就喜人。1943年運鹽60萬坨。到1944年，軍民開荒335萬多畝，余糧52萬石；植棉30萬畝，一年產棉花500萬斤，棉花再不要邊區境外供給；紙、肥皂、火柴、煤油、鐵等都實現了自給；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村勞動力已經組織起來。軍民實現豐衣足食，邊區渡過了難關。

為了克服邊區內部生產與消費未能協調配合的矛盾，加強經濟建設中的計劃性和組織性，在與國民黨的經濟斗爭中保持勝利，任弼時及時提出了關于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第一，發展生產，增加財富，達到完全自給；第二，公私兼顧，互助合作，一致對外；第三，厲行節約，建立家務，備戰備荒。

大生產運動保障了革命和戰爭的物質需要，鞏固了新的社會制度和民主政權的基礎，積累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大批專門人才。

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運動，在全黨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為了在思想路線上徹底解決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肅清全面抗戰初期王明右傾錯誤一度引起的黨內思想混亂，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氛圍，黨中央決定開展整風運動。

任弼時積極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發表《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強調要靈活地、切乎實際地去運用馬列主義，要與黨內和黨員自身存在的各種錯誤傾向作斗爭，為整風運動中加強黨的建設、指導黨員進行黨性鍛煉和思想修養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在政治局會議上，任弼時以服從真理的革命精神，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為全黨樹立了榜樣。

為了在反“三風”的基礎上創立新風，任弼時積極協助毛澤東改造了黨校、黨報和中宣部的工作。任弼時直接領導了“政治意義最大的”邊區系統的整風運動。在學習動員會上，他強調，中央規定的二十二個文件是“歷史的血的經驗教訓的總結”，要以文件為標準對照檢查自己的思想作風和本部門的工作，開展批評時“對己要嚴，對人要寬”，要全面看問題。

任弼時對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有深刻理解。他認為毛澤東具有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能夠充分運用調查的結果，“敏銳地抓住問題的中心，找出規律，決定方向”，毛澤東的系列著作“是一種帶創造性的文獻，對于黨對于中國人民確有極大的教育意義”。他和毛澤東糾正了審干運動的偏差，保證了整風運動的健康發展。

他駐會指導西北高干會議，澄清了陜甘根據地歷史問題，明確提出建立堅強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為延安整風的深入開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主持起草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黨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結論，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杰出貢獻。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

（摘編自《教育學文摘》2021年第22期 唐晴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