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作為政府總理，堅持、貫徹黨中央衛生工作的重要方針，堅持從國情民情出發，從衛生實際和人民需求出發，制定相關政策，認真抓好落實，為新中國衛生事業和中醫藥事業的發展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

　　在思想認識上，周恩來認為，中醫是科學，要糾正對中醫的錯誤認識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只有3670個，醫院、衛生院2600所，病床8萬張，衛生機構數量少，布局不合理，醫療設施殘缺不全，人民缺醫少藥。為努力改變這種狀況，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將團結中西醫確立為新中國衛生工作三大方針之一。但部分西醫出身的衛生工作領導同志在思想上對中醫認識不足。有的同志認為，中醫既然產生于古代，是封建醫學，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其落后是必然的。有的同志則認為，中國將來的醫學只有一個，這個醫學一定會以蘇聯的醫學思想為領導，中醫卻沒有可能長期存在。這些認識，直接造成了衛生行政工作上歧視中醫問題的出現。

　　周恩來一直認為，中醫能夠治好病，中醫也是科學。中醫既不是“玄學”，也不是“神學”，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眼里，中醫的產生源遠流長，合乎大道。周恩來指出：“中醫生活在人民中，與人民有多少年來的接觸”，所謂中醫，“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陰陽五行來治病的。事實上，中醫確實治好了一些病，中醫有自己的一套醫藥知識和治病經驗”。治療任何一種疾病都是有規律的，只要能把某種病醫治好，就是掌握了規律，就是科學。

　　為了從思想上糾正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周恩來還提醒中西醫都必須注意破除門派、門戶之見，并指出：“我們的自然科學，有許多是從國外學來的。學醫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門戶。同樣，學數學、物理、化學、工程、農業、交通的人，也有這類門戶之見。門戶之見是受舊社會的影響形成的，很不利于我們的建設事業。今天我們要強調集體合作，拋棄那種舊的影響。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長處，大家要彼此看到別人的長處，保持各自的長處，去掉短處，互相學習，互相切磋。”

　　在學習態度上，周恩來認為，要團結中西醫，做到中西醫并舉

　　1954年，衛生部黨組和中央文委黨組先后就改進、加強中醫工作向中央報告，提出建立和辦好中醫研究院、吸收中醫參加大醫院工作、擴大和改進中醫業務、改善中醫進修工作等建議，并把組織西醫學習、研究中醫作為解決中西醫團結問題的關鍵。1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報告，指出：“團結中西醫，正確地發揮中醫的力量為人民保健事業服務，是中央早已明確指示的一項重要的衛生工作方針。”“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鼓勵那些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西醫，采取適當的態度同中醫合作，向中醫學習，整理祖國的醫學遺產。”

　　為貫徹中央指示，加強中醫學習、研究工作，在周恩來主持下，1955年12月中醫研究院正式成立，同時開辦第一期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周恩來專門為中醫研究院成立題詞：“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在建立中醫研究院的同時，根據施今墨、肖友龍等中醫專家提議，中央決定籌建中醫學院。周恩來對此事非常重視，親自聽取有關專家的意見。籌建過程中，衛生部開始打算先辦一所。周恩來從全局考慮，指示衛生部在東南西北各辦一所。1956年8月6日，國務院批準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醫學院。同時，西醫院校相繼開設中醫系或增加中醫藥課程。中醫藥研究、教育工作迎來新的時期。

　　在方法路徑上，周恩來認為，要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的新醫藥學

　　對團結中西醫問題，周恩來非常重視。他指出，在中西醫團結上，西醫要首先破除成見。“團結中醫的主要責任在西醫這方面”，“西醫首先要團結中醫，才能使中醫感動，進而改造自己”。同時，中醫也要打破頑固思想。1950年9月，周恩來在政務院聽取全國衛生會議報告時指出：“中西醫團結搞不好，對廣大群眾損失很大。我們應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

　　1965年2月，周恩來召集衛生部門負責人錢信忠、張凱、賀彪，以及中宣部、國務院文教辦負責人研究衛生工作規劃，專門提到中西醫結合問題。周恩來指出，中西醫都有長處，雖然學術見解不同，能治病就應發揮其作用，不要強調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要號召中西醫團結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周恩來要求廣大醫務工作者，“要提倡西醫大學中醫，成為風氣”。要樹立雄心壯志，創造既不是中國古時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適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難的地方也能進行治療，普遍適用的、中西醫結合的新中國醫學體系。要使西醫與傳統中醫藥結合，與中國實際結合。強調“中西醫不結合，我國的醫學就會停頓不前”。

　　1969年8月，周恩來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及部分代表，提出了中西醫結合的三種形式：“一個醫院既有中醫又有西醫，通過會診，在治療中結合，這是一種方法”；“中醫學院同中醫院結合起來辦，采取帶徒弟的辦法，半天學習半天工作，這是第二種辦法”；“第三種是醫務人員本身中西醫結合，既會中醫又會西醫，這是最高級的”，并指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三種形式都要”。

　　為了總結經驗，更好地推動中西醫結合工作，經過多方籌備，1971年2月，全國第一屆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召開。2月8日，在同衛生部負責人談會議報告時，周恩來指出：“中西醫結合僅僅是開始，是序幕。應該謙虛、實事求是，應該更符合實際。”在接見會議代表時，周恩來發出號召：“中醫是我們祖先發展起來的，中西醫結合是我們的方向。以五年為一期，通過幾個五年的實踐，使中西醫融會貫通，創造出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

　　在愛惜人才上，周恩來認為，老中醫是財富，要尊重他們善待他們

　　周恩來素來尊重人才、愛護人才，著名老醫學家在他眼里就是“國寶”，是難得的財富。他與許多老中醫都有密切交往，比如蒲輔周、施今墨、趙炳南、郭可明、黃竹齋、章次公、陸琦等，其感情真摯而彌久。

　　1953年4月，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施今墨，施今墨向總理提出了久郁心中的愿望，建議成立中醫研究院、中醫醫院、中醫學院……周恩來聽完后說：“在新中國，中醫一定會有新的發展，新的變化，我們不但要讓中醫在國內占有重要的地位，還要把它介紹到國外去，讓西方懂得，中醫是人類醫學寶庫中的重要財富。”動亂歲月，施今墨遭遇劫難時，周恩來親自派人把他全家保護起來，并解決了生活費、醫療費等問題。

　　周恩來曾指示蒲輔周的弟子高輝遠，一定要把蒲老的學術思想和寶貴經驗整理出來，繼承下去。經周恩來親自翻閱，批示予以出版，最終《蒲輔周醫案》付梓問世。

　　20世紀50年代，孔伯華生病了，他以個體開業，又沒有積蓄，久不應診，難免坐吃山空。周恩來知道后，立即派人去探望，并帶去500元現款，要孔伯華安心養病。周恩來再三詢問他還有什么困難，愿不愿意住院，孔老的學生說，孔老的病很需要野山參。3天后，周恩來派人送來2斤野山參。經用野山參調治，孔伯華病情好轉，終于完成其著作《時齋醫話》。

　　1955年，周恩來親自把治療乙腦有絕招的老中醫郭可明從石家莊接到北京，邀上天安門觀禮；為表揚老中醫黃竹齋治愈德國友人的中風病，周恩來親自給黃先生敬酒，贊揚他為祖國、為中醫爭了光；1962年，骨科名醫杜自明病逝，周恩來深感惋惜，親到友誼醫院向杜老遺體告別。

　　周恩來情系新中國中醫事業，為改變新中國衛生狀況、確保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推進衛生事業改革，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從而奠定了今天我國中醫事業發展的良好基礎、明確了奮斗目標。

　　（作者為原解放軍總醫院中醫院政治協理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黨史軍史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