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要艱苦樸素；在任何場合都不能說出與他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許動用公車。”“凡個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勞，自我服務。”“晚輩不能丟下工作專程進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過時才可以去看看。”……這是周恩來定下的“家規”。

　　2024年2月4日，鄧穎超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曾經在西花廳生活、或曾與鄧穎超或周恩來接觸過的周氏晚輩都切身感受了這一條條“家規”的硬度與溫度，往來間的點點滴滴映射著特別的家風與別樣的骨肉親情。

　　“七媽”如“親媽”

　　1949年夏天，12歲的周秉德第一次來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的身邊。鄧穎超第一次見到周秉德時，一下就猜到了她的身份，親切地拉著她的手道：“你就是小秉德吧！”“大娘好！”周秉德習慣性地脫口而出，用了天津的稱呼。鄧穎超一手攬著小姑娘，輕聲說道：“以后就叫我七媽吧。”

　　后來多年過去，回憶起第一次見七媽時的情景，周秉德感慨不已：“七媽第一次抱我時掌心的溫度和注視我時慈祥的目光仿佛一直停留在我身上，一切還都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歷歷在目。”

　　日后，周家后人常稱鄧穎超“七媽”，原來是按周恩來在家中的大排行排在第七來的。

　　在周秉德的印象中，她接觸七媽鄧穎超的時間比接觸伯伯周總理的時間要長得多。因周總理時常忙于國家事務的關系，鄧穎超承擔起了更多教育后代的責任。周秉德形容伯伯周總理是屬于“公家的”“大家的”，作為七媽的鄧穎超相比之下對晚輩們的關愛要多一些。

　　在侄女周秉宜的記憶里，周恩來工作起來一直沒日沒夜，晚上經常工作到凌晨五六點，每天只睡不到6個小時。“一到晚上工作，伯母就特別不放心，就怕他坐進辦公室里好幾個小時不出來。”周秉宜說，伯父工作起來是不允許打擾的，別人勸他休息，他總是“拖延”。

　　為了周恩來的休息和健康，為了他“能夠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鄧穎超及工作人員曾“設計”以6歲的小咪（周秉宜乳名）作“秘密武器”，央求、生拽伯伯帶她去公園看花。周秉宜說：“如果是兒童（提出的要求），伯父是不太拒絕的。因此，我那時候比較多的任務是拉他出來去散步。”

　　沒有特權的言傳身教

　　“伯父作為國務院總理，終日勤于處理國家公務。與此同時，他也沒有放松對親屬侄子侄女的教育，制定出一系列嚴格的紀律。而具體執行這一系列紀律，便是我的伯母鄧穎超。”周秉宜在西花廳前后生活了近20年，回憶說：“我和哥哥在八一小學上學，周末接送的時候，不能動用伯父伯母的小汽車，會有衛士叔叔騎車到學校后，雇輛三輪車把我和哥哥接回家。三輪車的車費由伯父自己出錢。伯母說：‘小汽車是公家給你伯父開會和工作用的。你們小學生沒有為國家做過任何貢獻，就沒有資格坐他的小汽車。’”

　　有一年除夕的晚上，周恩來和鄧穎超請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幾個晚輩吃飯，特意在餐桌上放上了一盤熱氣騰騰的肉包子和一盆黃澄澄的小米粥。鄧穎超點明了吃這兩樣食物的意義：“今天是除夕，請大家吃小米稀飯和肉包子。為什么呢？因為中國革命是小米加步槍打出來的，不能忘掉小米。為什么吃肉包子？因為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我們推翻三座大山，得到解放，生活好了，才有肉包子吃。”

　　周秉宜說：“新中國成立之后，伯父作為國家領導人，他身邊有不少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衛士、大夫、護士、司機、廚師、生活服務人員等。對待這些在西花廳做服務工作的同志，伯母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你伯父和我和這些叔叔阿姨，我們大家都是在為革命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只是分工不同。’伯母要求我們一定要尊重這些叔叔阿姨，每天見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許對他們不理不睬，更是絕對禁止我們去讓西花廳的工作人員為自己服務。”

　　1961年春節前后的一天，周恩來夫婦請幾個侄兒來家里吃午飯。飯桌上只有三個菜：兩個素菜，一個有少量肉絲的葷菜，一碗菜湯。其中少見的那一盤葷菜，還是為了第一次來看望兩位老人的堂侄周保章才特地加的。吃飯時，又端上來四個雜糧做的窩窩頭。周保章想：自己是年輕人，理應吃粗糧，就伸手去拿。而鄧穎超卻將他的手撥開，慈祥地說：“這是你伯伯和我的，你是客人，吃米飯吧！”周恩來和鄧穎超微笑著拿起窩窩頭便啃起來。事后，周保章才了解到，伯父、伯母在困難時期一直帶頭嚴格執行糧食定量供應制度，經常以粗糧為食。

　　外地親屬到北京順道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這是常有的事。周恩來夫婦都熱情招待他們，留他們在家里一起吃幾頓家常便飯，并了解他們的工作和思想情況，有時也從他們口中了解當地的生產情況和群眾生活水平。鄧穎超和周恩來總是告誡他們：“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不能有絲毫的優越感，更不可以搞特殊化。”

　　“七媽同志”的特別禮物

　　有一年，大侄女周秉德來信就自己的終身大事問題請教“七媽”。鄧穎超回信：“我應該也必須把我的意見快（速）答復你，不過這只是供你參考，決定問題，還是應該由你自主。”信中，鄧穎超談原則、指方向、給建議，強調“一個共產黨員在選擇伴侶的時候，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條件和品質”。信的落款為“你的七媽同志”。情真意切，言近旨遠，對周秉德教育幫助很大。

　　1964年國慶節這天，鄧穎超得知周秉德與黨外知名人士沈鈞儒老先生的孫子沈人驊喜結連理，攜禮前往祝賀。當沈人驊的姑父范長江、姑母沈譜等驚訝鄧大姐親自登門相賀時，鄧穎超笑呵呵地說：“嫁女兒，我能不來嗎！”

　　周秉宜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西花廳的叔叔阿姨都很年輕，如有哪位同志結婚，伯父伯母會非常認真地準備一份賀禮，一對枕巾或一對鋼筆或一幅織錦風景畫，東西不貴重，禮輕情意重。在我結婚生孩子時，伯母送了我幾只他們用過的掉了瓷的搪瓷小碗和半塊用了5年多的塑料桌布、幾件舊睡衣。伯母說，棉布睡衣不會傷小孩子的皮膚，你就用這舊衣服給孩子做尿布吧。那桌布伯母給我的時候就只有這半張，還有半張伯母送給誰了，我也不知道。這半張餐桌布，我也沒舍得用，一直將它珍藏在箱子里，后來我捐贈給了紹興周恩來紀念館。”

　　國防大學原政治部主任周爾均的父親周恩霔是周恩來的堂弟。1953年底，周爾均被批準入黨，當天便寫信把這個喜訊報告了七伯、七媽。他是周恩來侄子輩中第一個入黨的，鄧穎超即刻親筆回信，稱呼“爾均同志侄”，給予親切鼓勵和殷切期望，用“至為興奮”形容她和周總理得知爾均侄兒入黨時的心情，并在信里對剛剛入黨的“同志侄”提出“必須從思想上行動上加以不斷的實踐”等“三個必須”，這“三個必須”后來成為周爾均幾十年來踐行入黨誓言的座右銘，這封信也成為他的傳家寶。

　　伯父伯母的特殊“關照”

　　周恩來有個堂侄叫周爾輝，周爾輝的父親周恩碩是烈士。1952年，周爾輝被接到北京撫養，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鋼鐵學院任教。1961年，他和家鄉的一位小學教師結了婚。單位為了照顧他們夫妻倆，準備把他的愛人從淮安調往北京工作。事后，周恩來就這件事嚴肅地批評了有關單位。他說：“照顧夫婦關系，為什么不能從大城市往小城市調，偏偏要調到北京呢？”有關單位接受了周總理的批評，沒有接納周爾輝愛人的戶口。

　　為了做好周爾輝的工作，鄧穎超專門找他們夫妻談話：“伯伯是抓壓縮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帶頭執行這項政策。”周爾輝和妻子經過伯伯、伯母的說服教育，非常理解伯伯的做法。周爾輝回到淮安后，在淮安縣中學當起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師。

　　1969年，全國共有約500多萬知青奔向了農村。這年初，周秉和也在其列，作為北京知青到陜北延安農村插隊。

　　周秉和介紹，去延安之前，伯父、伯母把他叫到西花廳做離京前的囑托。周秉和從伯母那得知，當年她們經過長征初到延安時，由于衛生條件差身上都長過虱子，大家調侃地管它叫“革命蟲”，提醒她也要做好長“革命蟲”的準備。

　　插隊的第二年，新疆軍區到陜北招兵，周秉和滿懷豪情身著軍裝踏上了新的征程，并拍了一張穿軍裝的照片寄到中南海。不久，收到了七媽的回信：“秉和，……你父親現正接受審查（注：周秉和的父親周恩壽當時受‘四人幫’迫害，還未平反），既然違反了政策就應改正……”就這樣，只當了三個半月兵的周秉和因為伯父、伯母的“關照”，又回到了延安農村繼續當農民。

　　“可能在別人眼中作為總理親人，我們多少會享有一些特權，但現實中，伯父的一生都是大公無私的，親人不僅沒有享有所謂的特權，反而對我們的要求更加嚴格。”周秉和感慨道。

　　1968年，15歲的周秉建做了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的決定，她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去內蒙古大草原深處的牧區錫林郭勒插隊。

　　幾個月后，她終于如愿以償，獲得批準。直到此時，周秉建才寫了一封信，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伯父伯母。“在臨行前頭一天的晚上，我先去見伯母，在客廳邊交談邊等著伯伯‘下班’。當時，伯母知道我要去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就特意給我講了當年紅軍長征經過彝族地區時，劉伯承元帥與彝族首領小葉丹共同結盟的故事。她叮囑我要注意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要和他們團結友愛。我們談得很開心，直到伯父從辦公室出來。他見到我，特別高興。特別正式地伸出手來，像接見外賓一樣，用力地和我握握手！”

　　兩年半以后，周秉建應征入伍，懷著高興的心情回北京過新年。回到家不久，她接到鄧穎超的電話，讓她當面去匯報情況。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是不是兩位老人誤以為她是“后門兵”。正如周秉建所料，伯父伯母希望她脫下軍裝回到內蒙古去，因為當時一些干部想方設法讓子女離開農村去當兵、對整個國家的大局不利，盡管周秉建是按正常程序當的兵，但最終還是脫下了還沒有穿熱的軍裝，揣著老人溫暖的囑托返回內蒙古草原，和牧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真正和牧民們打成了一片，后來嫁給蒙古族歌手拉蘇榮為妻。日后，周秉建回憶在內蒙古生活和工作的27個春秋時深情地說：“我對大草原和對西花廳的感情一樣，結下了終生的緣分。”

　　提起往事，周秉和說：“妹妹挺不容易，內蒙古草原冬天特別冷，溫度零下幾十度，蒙古包里也不暖和。她每次回到西花廳，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知道這是周秉建回來了，為什么呢？因為她身上的羊膻味特別重，站在西花廳的院子里都可以聞到。”

　　周恩來、鄧穎超對親屬既嚴格又愛護，他們希望周家后代做最普通的人。當工人、當農民、當教師、下基層，不允許有任何的特殊化，更不允許炫耀與他們的關系。因此，他們曾不得不干預親屬中一些人的工作安排，明確表態，不同意任命較高的職務，當了兵的要退役，愛人從外地調北京的要回原籍。

　　在長達44年的工作履歷中，堂侄周保章始終堅守在最普通、最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在部隊時當過戰士、干事；1958年因病轉業到青島通用機械廠后，干過工人、車間主任、文書等崗位……而其身份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不為外界所知。直到1996年，身患癌癥的周保章在北京手術出現意外，醫院一度下發病危通知書，此事最后被中央組織部得知，并通知青島當地政府部門。此后，周保章與周恩來、鄧穎超的關系才被外界知曉。

　　依依難舍的最后告別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鄧穎超轉述了周恩來的最后一句遺言：逝世后親友都不要來北京，堅守崗位是最好的悼念。

　　1月8日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鄧穎超給她發電報說：“家有要事，請速回京，速回京。”周秉德說：“就這么個電報內容，我又沒有看到，親戚就也不知道是這么大的事兒，所以就想著第二天來告訴我。第二天六點半，哎呀，我一下聽到哀樂，哎喲，哎喲，我就哭得沒辦法了。”

　　原以為伯伯去世后，七媽一定是躺在床上哭得不得了，但周秉德戴著黑紗回到西花廳時，只見七媽早已站在客廳等待她的歸來。周秉德回憶說，她永遠忘不了這一幕：當她抱著七媽痛哭時，堅強的七媽始終沒有哭泣，只是不停地安慰她：“不哭秉德，要堅強，化悲痛為力量，不要哭。”

　　在八寶山最后向周恩來遺體告別時，一直高度克制自己悲痛的鄧穎超終于忍不住撫棺痛哭：“恩來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讓我好好看看你，讓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場，讓孩子們好好看看你吧！”

　　1月15日周恩來追悼會后，鄧穎超把親屬和總理的醫務人員召集到人民大會堂的臺灣廳，談了半個多小時的話。在談話中，鄧穎超向治療周總理的醫生和護理人員表達了感謝，并說：“50年代，我和你們伯伯共同商量，把我們的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土地里去，雖然肉體不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國大地里作為肥料，繼續為人民服務，物質不滅，生生不已。”

　　伯伯去世后，周秉德盡量多些去西花廳看望七媽，慰藉七媽。周秉德靠在七媽身邊坐下，鄧穎超緩緩地說：“秉德，這是你伯伯的一件遺物，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險箱里。現在我把它交給你，做個紀念吧。”

　　鄧穎超從皮夾子里掏出周恩來30多年前寫給自己的三封親筆信，一封一封給周秉德解釋信的背景和內容。周秉德聽著七媽的追述，不時作相關的記錄。最后，周秉德鄭重地接過皮夾子，心想：雖然伯伯的皮夾子里沒有一分錢，可是對于我來說，卻是無以估價的珍寶。

　　周秉鈞說：“后來我知道姐姐和小妹妹秉建在和伯伯遺體告別后，爭取機會在伯伯遺體前照了一張相。我回到部隊后，給七媽寫信中提出希望得到一張七媽陪著伯伯遺體的照片，說：‘以便增強我的斗志。’七媽委托（秘書）趙煒同志給我回信說：‘難道沒有這張照片就沒有斗志了嗎？’說歸說，七媽還是理解我的心情，不久真的給我寄了一張珍貴的照片。”

　　1982年，周秉德和弟弟周秉鈞去看望鄧穎超。在交談中，鄧穎超向周秉德和周秉鈞說道：“你們倆今天來了，我得向你倆交代一些事，我已經寫好了遺書，已經向組織上和趙煒交代了。有一點，趙煒不敢做，我把它交代給你們，就是我得了重病，臨死前，千萬不要搶救，因為這樣的搶救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1992年鄧穎超逝世后，遵照她的遺囑，家人將她的骨灰撒向了天津海河。

　　（本文作者為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員，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會研究員，雷鋒文史館名譽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