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發展趨向；所謂文化自信，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在這兩方面，毛澤東都作出了積極探索，有著深邃的歷史文化思考，為我們提供了豐厚的思想資源。

　　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由于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中華文明面臨創巨痛深的嚴重危機，其文化主體性也日漸迷失，乃至出現了“全盤西化”的論調。面對這些錯誤認知，熟知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廓清迷霧：“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充分表現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珍惜。

　　1939年，毛澤東又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精辟概述了中國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并回顧了中華民族反抗外族入侵的歷史：“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1943年，經由他審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提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1944年，針對英國記者斯坦因關于共產黨是“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的問話，毛澤東回答：“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你還不如這樣提問題，是先有孩子還是先有父母？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以上言論，均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者自任的強烈自覺。

　　正是基于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起源、形成、演變和特質的理性把握，毛澤東對其發展趨向作出了清晰的規劃。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當時正值抗戰，軍政本是首務，但毛澤東并未將文化擱置一旁。相反地，該文原題即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最初刊載于《中國文化》創刊號，由此足見他對文化問題和文化建設的重視。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提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這說明在毛澤東的建國方略中，文化建設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是其擘畫的一大重點。

　　毛澤東之所以對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充滿憧憬，根本在于其文化自信。他曾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寫道：“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這段話實際上講的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所謂“就在前面”。那為何他說這是一句怪話？須知該文發表于1919年8月，恰逢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乃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而引發，當時中國到了最屈辱的時候，國力可謂跌到谷底，然而毛澤東竟斷言“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豈不是一句怪話？如今100多年過去了，時過境遷，中國國力早已今非昔比，但很多人仍未必有這樣的信心。彼時的毛澤東卻如此自信，這種自信來自于哪？肯定不是國力，而是深厚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華五千年文明，經歷了包括外敵入侵的各種苦難，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但從未斷絕，因此在他看來，近代中國的衰落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短暫一瞬，將來必定復興。

　　正是出于這種文化自信，毛澤東一再強調要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以此反抗外敵侵略。1935年，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發出宣言：“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一論述，極大地鼓舞了民族自信，為偉大抗戰精神作了最好的詮釋。在1938年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上，毛澤東又明確提出，“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我們的方法就是戰爭與犧牲，拿戰爭對抗戰爭，拿革命的正義戰對抗野蠻的侵略戰。這種精神，我們民族的數千年歷史已經證明，現在再來一次偉大的證明”。同年，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也呼吁：“全民族的第一任務，在于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在1940年《論政策》中，毛澤東重申我們的文化教育政策，“應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的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甚至直到1956年，他還針砭說，“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可謂念茲在茲，皆在培育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毛澤東在一系列意氣風發的話語中，蘊含著對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無限期待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定自信，彰顯了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深厚的文化自信，為我們在新時代鞏固文化主體性提供了豐厚的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