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要求“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作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在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歷史進程中，把握數字經濟的歷史演進與發展趨勢至關重要。數字經濟的發展始于數字技術的發明創新，技術進步推動了數據要素的普及應用，數據要素的全面深入普及應用帶來了要素市場的成長成熟，隨著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與數字經濟相關的一系列制度體系不斷建立健全，促進并最終實現了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的高度融合。

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

數字經濟源于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早期的技術化階段，數字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數字技術。隨著計算機的發明和普及，信息化經歷了兩個高速發展的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個人計算機的大規模普及應用，人類迎來以單機應用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大規模數字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互聯網的大規模商用，以聯網應用為主要特征的網絡化帶來第二次數字化浪潮。

數字經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計算機和互聯網這兩項關鍵技術。這兩項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對經濟社會產生了三方面的影響：一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來，以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處理技術的出現、算力的發展和應用，方便了數據的收集、存儲、加工和處理；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技術的興起深刻影響了人類生產生活，促進了數據的海量生產、交換和流動，移動互聯網快速普及，推動全球數據爆發增長、海量集聚；三是近年來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復合應用，產生了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數字技術逐漸成為通用技術，為數據要素化轉化和應用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技術支撐。比如，基于大數據采集、存儲、處理和呈現等技術，實現了海量數據的實時與近實時處理。

數據成為生產要素進入經濟系統也得益于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信息通信技術推動了電子商務、社交媒體、即時通信等新經濟模式的發展。數字技術被實體產業廣泛應用，技術從助力社會經濟發展的輔助工具向引領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轉變。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數據逐步融入實體經濟，促進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進而催生出一種新的經濟范式——數字經濟。依托數字技術，長期積累和儲備的數據資源得以轉化和應用，從而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

隨著數字技術的進步，數據的采集、存儲、加工、流通、分析與應用快速發展。例如，區塊鏈技術推動數據要素實現跨部門安全共享，隱私保護計算技術在充分保護數據和隱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使用可控可計量”，大數據技術極大地擴展了數據分析處理的應用空間。數字技術讓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和企業能夠接觸和使用大數據。當數字技術融入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成為基本的管理工具時，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從管理者主導的經驗型決策轉向高度依賴數據分析結果的科學決策模式，即“數據驅動型決策”。

在數據要素化階段，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共同驅動數字經濟發展，數據要素成為關鍵生產要素。隨著數字平臺的發展，數據可以自動化、模式化、持續不斷地實時在線獲取，實現數據流動自動化，而且數據復制和傳遞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數據規模越大、種類越豐富，產生的信息和知識就越多，呈現規模報酬遞增的特點。數據要素不僅推動傳統生產要素革命性聚變與裂變進而產生倍增效應，而且提高了傳統要素的配置效率，驅動經濟加快創新發展。因此，在數字技術的支撐下，數據要素具備了關鍵生產要素的典型特征，最終，數據要素成為數字經濟繁榮的核心引擎。

隨著我國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以及大數據產業的不斷發展壯大，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屬性不斷凸顯。數據要素作為核心引擎推動數字經濟深化發展，是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的必然選擇。

實現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機制

數據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必須依賴市場機制。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市場主體能夠探索更靈活的數據交易模式，提升數據交易流通的效率。不斷完善相關市場機制，有助于發揮數據要素的疊加倍增效應、激發數據要素的價值潛力。

我國數據要素市場發展經過了兩個階段。2014年—2020年，我國大數據交易處于起步階段。在此期間，數據交易主要以單純的原始數據“粗加工”交易為主，數據成交率和成交額不高，難以滿足社會的有效需求。數據交易過程中缺乏全國統一的規范體系，無法有效破解數據定價、數據確權等難題。2020年4月，中央明確將數據列為生產要素，部署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標志著我國數據要素市場發展進入全面突破階段。之后，一方面國家和各地方政府陸續出臺數據要素市場培育相關的政策文件，致力于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厘清數據要素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平衡數據有序流動與數據安全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在政府牽頭下，上海、深圳、北京、湖南等多地加快布局數據交易所，聚焦解決確權難、定價難、互信難、入場難、監管難等共性問題。

實現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必須建立多層次數據要素市場，既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和支持多層次數據要素市場建設；重組原有的數據交易所，吸收大型互聯網公司、大型IT廠商、垂直數據服務商、金融機構等主體參與，建設區域性數據市場；形成全國性市場與區域性市場、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綜合市場與專業市場共同發展的多層次數據要素市場體系。

數據要素制度體系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數據要素制度體系是統籌數據要素收集、流通、交易與應用的一系列相互關聯、相互協調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類：一是基礎類制度，包括數據采集制度、數據產權制度、收益分配制度等；二是發展類制度，包括技術標準、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制度、流通交易規則、數據跨境流動規則、數據綜合利用規則等；三是治理類制度，包括數據倫理、數據隱私保護、個人信息保護、數據安全等。

制度創新是激發市場活力、拓展創新空間的關鍵保障。《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建立健全數據安全、權利保護、跨境傳輸管理、交易流通、開放共享、安全認證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深入開展數據資源調查，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這標志著我國全面啟動數據要素制度化工作。保護數據安全和隱私、平衡保護與利用的關系成為推動數據要素應用的核心問題和要素制度化的重點。我國高度重視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積極開展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立法和標準制定，構筑起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安全、個人信息權益保護的安全防護網。

全球數字治理體系是數字空間構建中融合數字技術與多元主體參與的開放多元的新型治理模式、機制和規則。當前，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的構建面臨諸多挑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21年數字經濟報告》稱，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表現出極大不平衡，呼吁采取新的全球數字治理框架，以應對全球數字治理的挑戰。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尚處于探索期，由于各國數字治理關注的重點不同、發展程度有別，未來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將呈現差異化、多元化、層次化、多機制共存的格局。

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的賀信中提出，“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數字文明是基于數字技術、以高科技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態，如何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共同擔起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是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時代命題。

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需要推進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作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重要力量，數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建立公平、透明、開放和包容的新型世界經濟秩序，共同化解數字經濟國際合作中可能面臨的制度、規則、安全等多重風險。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合作共贏、和衷共濟才是人類文明的最終出路，封閉排他、對立分裂只會走進死胡同。中國正在積極推進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基礎上，有能力成為全球數字文明的最大推動者，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中國力量。

（作者分別系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