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張新立（左），1957年3月生。1983年開辦春光電器設備廠。1985年轉成國家干部，歷任正定縣科協干部，電子元件分廠廠長、總廠副廠長等職。陸樹棠（右），1948年生。1983年到春光電器設備廠工作。

采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采訪日期：2017年4月15日

采訪地點：正定縣張新立家中

采訪組：張新立同志，您好！請您談談當年在正定籌辦春光電器設備廠的起因。

張新立：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在正定縣廣播站工作。那時我是個科技愛好者，平時喜歡鉆研一些無線電技術，搞一些技術革新和改造。習書記在正定時，經濟環境、政策環境都有很大改善，人們思想更活躍了，縣里也更支持鄉鎮企業和集體經濟了。我因為在廣播站一直轉不成正式職工，干得也不是很順心，后來就干脆出來，于1983年開辦了春光電器廠。這個廠生產一些電器元件，同時也由我主導研制一種新型舞臺燈光設備。這套設備在當時國內舞臺燈光領域屬于比較領先的產品，可以根據舞臺音樂的變化自動識別音調，給舞臺投放各種燈光色彩，渲染舞臺氛圍的效果很好。

1984年，我把這種設備研制成功了，在省科委立了項。那個時候，習書記主政下的正定縣，非常重視人才，重視科技成果，重視新產品研發，他本人對這個領域發生的事情特別敏感。有位同志就把我們廠的事匯報給習書記，他馬上就到我們廠來視察，并且認認真真看了我們這套設備的演示效果。看過之后，他非常高興，主動問我們廠有什么困難，還需要什么支持。從那次以后，習書記多次來我們廠視察，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習書記這幾次來，給我的印象是他很低調，很接地氣。我們看他穿的衣服，看他講話時親切隨和的態度，覺得他就和我們老百姓一樣。如果沒有人告訴我們他是北京來的，而且在大機關里工作過，誰也不會想到這些。

后來，真正把這個產品推向市場，還真是多虧了習書記親自從北京幫我們找人，為產品打開了銷路。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當年是如何幫你們打開銷路的？

張新立：習書記幫我給北京的文藝家活動中心一位同志打了電話，并且跟他打好了招呼，讓他接待我。之后，他就安排我去北京。臨行前，習書記囑咐我說：“新立，我已經給你聯系好了，你這次去北京找的那個人，他跟文藝界的聯系非常多。關鍵是，他和一些單位的舞臺燈光設計人員很熟悉。通過他，可以把你們廠的產品推出去。”

我到北京以后，很順利地聯系上了那位同志。他在文藝家活動中心組織了一個“彩色燈光聲控器研討會”。當時，他把很多單位的燈光舞美師都請去了，我就在這個研討會上給這些單位演示我們的產品，效果非常好。而且，那一年有一個很好的契機，建國35周年大慶就要到了，我們這個燈光設備對增強演出效果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后來，參加研討會的單位，很多都訂了我們這個產品。

那一年，在建國35周年大慶的很多舞臺上，我們的產品發揮了很大作用，也得到了媒體的關注。人們議論說：“正定縣的幾個農民，在舞臺燈光控制方面搞出了這么重大的發明，在國內首家推出這樣的設備，真是了不起啊。”后來，為了鼓勵我，習書記還親自給我頒發了一個自學成才獎。

但那個時候，也有很多人懷疑和不理解。比如有兩個北京的單位知道這個產品以后，打算采購，拿了產品說明書之后，就派人到我們廠來調研，他們看了我們簡陋的廠房，覺得我們這種條件不可能生產出這么好的產品。然后，他們又到深圳、上海轉了一大圈，哪里都沒有和我們類似的產品，后來還是回到正定，在我們廠采購。廠房看著簡陋，但我們確實是國內第一個研制和生產聲控燈光技術的廠家，從產品的電路、結構、外形到說明書全部出自我們自己的手。

當時我們的硬件、營銷等方面根本沒有實力，就是有這么一個產品。說實話，也多虧了習書記花了很大力氣幫助我們，我們的產品才能推向社會、發揮作用，工廠也得到了發展。

采訪組：請問您是哪一年轉為干部的？后來在崗位上又和習近平同志有什么交集？

張新立：1985年，我因為辦廠的一些貢獻和取得的一些成績，轉成了國家干部，到正定縣科協工作。同時，我和陸樹棠還一起辦了一個業務員培訓班。辦這個培訓班的初衷是：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干部和群眾對商品經濟的知識還比較貧乏，培訓班主要是幫助大家學習一些常識。后來，我們把培訓課程匯編成了一套工具書，不是長篇大論地講理論，而是搞成了一本比較通俗易懂的業務員培訓手冊。

為了增加教材的社會影響力，我們就和習書記說：“能不能請于光遠先生寫個序？”習書記說：“你們先給于光遠的秘書打個電話，把書稿提供給他們。”我們沒有聯系上于光遠先生。后來，習書記又想辦法再次幫助我們聯系。因為種種原因，后來寫序的事情沒有辦成。

采訪組：1985年，習近平同志調到廈門工作。臨行前，您去送他了嗎？

張新立：是的。1985年，習書記調到福建廈門工作。他走的那天早上，我到縣委去，一敲他辦公室的門，張銀耀把門打開了一個小縫，對我說：“習書記正在吃飯，等一會兒吧。”我剛要離開，正在吃飯的習書記一抬頭，從門縫里看到了我，就說：“新立，進來，進來！”

我進了屋，習書記一邊吃飯一邊和我聊天，說了一會兒話。幾分鐘以后，習書記吃完飯了，縣里領導和縣委辦公室的一些同志也都來送他了。大家幫他把裝書的箱子搬上車，跟他告別。

1987年，我去廈門找過他一次。頭兩天，習書記去調研，我就在住處等他，到了第三天，習書記回來了，抽出時間來見我。我跟他匯報了一下這兩年工作的情況，又和他拉了拉家常。之后，我又在廈門待了兩天。回來的時候，習書記自己出錢給我買了機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飛機，一路上望著窗外的藍天白云，非常興奮。我還清楚記得，那張機票是210塊錢。

習書記后來到福州市任市委書記。我后來調到電子元件廠工作，李亞平是廠長，我是副廠長。那期間，李亞平到福州去看望習書記。習書記跟李亞平說：“你捎個信給張新立，請于光遠先生給他編的書寫序的那件事，后來一直也沒辦好，我感到很抱歉。”

聽到李亞平帶來的這句話，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習書記不提，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這本就是一件小事，只能是隨緣，能辦得成就辦，辦不成也很正常。但習書記把對我這個民間朋友的承諾看得如此之重，這么多年過去了，竟然一直記在心里，念念不忘。這是讓我最感動的。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守信重諾，他把承諾放在心中，念念不忘。

張新立：確實如此。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可以詮釋他的這種品格。

1985年春節，習書記帶著李亞平到東權城村來看望我和陸樹棠。習書記到我們家里來，一方面是表示對我們事業的支持和重視，給我們指示工作，一方面也是跟我們交朋友。習書記鼓勵我們，工作上繼續努力，再接再厲，希望我們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那次，我跟習書記談心，也談了自己這么多年的心路歷程。我說我年輕的時候就是一名無線電愛好者，在正定縣廣播系統干了幾年，因為我是農業戶口，身份一直轉不過來，只能當合同工，也就是臨時工。干活時我干在最前面，干得最多，最努力，但待遇跟正式工差很多。每逢年節，正式工都給發2斤紅糖，我就沒有，心里很不舒服。什么時候能轉成國家正式職工，我咋也看不到頭。

這些不公平待遇，都是因為我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差別。這個鴻溝在那個年代非常大。作為農民，更別提招干的事，一聽是農民身份，就一票否決。后來，我辦了春光電器設備廠，就不再吃這碗飯了。

講到這里，我有點激動，就跟習書記說：“習書記！將來，如果有一天能把戶口這個界限給去掉就好了！”

習書記微笑著朝我點點頭，說：“嗯，這個要慢慢來。”

30多年過去了，那天年輕的習書記朝我微笑和點頭的情景，至今仍然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腦海里。我知道他那是表示贊同我的想法，重視我們農民的呼聲。

2013年，習書記當了國家主席。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正式發布。《意見》要求，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這個《意見》的發布，宣告中國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農業”和“非農業”二元戶籍管理模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那個時候，我雖然早已不是農業戶口，并且轉成了國家干部，但看到戶籍制度改革的消息，我的心情還是非常激動的。

采訪組：陸樹棠同志，請您也講講當年和習近平同志的交往情況。

陸樹棠：習書記剛來正定縣時，任縣委副書記，我當時是東權城公社的文化站站長、電影放映員。習書記來我們公社檢查工作，來前沒通知，是直接來的。他到公社的時候，公社的干部正好下鄉去了。習書記和身邊工作人員、司機還有幾位公社的同志，幾個人就站在院里的大養魚池邊聊天。

有一位同志說：“這養魚池的水也太渾了，你們怎么不把它弄清亮一點？”

我就解釋說：“水太清了，缺乏養分也不好，不是有句古話是這么說的嘛——水至清則無魚。”

習書記笑著接了下半句：“人至察則無徒。”

這就是我和習書記的第一次見面。那時候我就覺得，習書記是個很有文化底蘊的人。我這個人從小就喜歡寫詩歌、雜文之類，所以對有文化的人感到特別親切，也特別敬重。后來我才知道，對上這句格言對習書記來說不算什么，他的文化比我可要高得多了。

采訪組：您是通過什么事情了解到習近平同志的文化素養的？

陸樹棠：我擔任春光電器廠副廠長期間，記得一次有機會聽習書記談到俄國文學。談到俄國文學，大家自然就會提到托爾斯泰。

習書記說：“哪個托爾斯泰？”

聽他這么一問，我愣了一下，心里想，習書記這么有學問，難道不知道托爾斯泰的大名？

習書記接著說：“俄國有兩個托爾斯泰。一個是列夫·托爾斯泰，寫過《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我讀過。還有一個是阿·托爾斯泰，他是劇作家和詩人。”

和習書記的交流，讓我看到了自己的淺薄，這些我都沒聽說過，習書記都已經讀過了，最后弄得我有點不敢說話了。“知恥而后勇”，受習書記的影響，我認真讀了諸子百家、史學、哲學、經濟學著作和一些外國文學。

采訪組：1983年，您到春光電器設備廠工作，從那以后習近平同志也幾次來廠里調研，您有沒有見過他？

陸樹棠：見過。習書記到我們廠來視察的那天，我記得很清楚。他和我們一起吃廠里食堂的饅頭、家常飯，吃完還交了飯費。

不久之后，習書記幫我們廠把產品推廣到北京的很多文藝團體。他可幫了我們的大忙，可以說，沒有他的幫助，我們這個廠子、這個產品以后是個什么結果，就很難說了。再好的發明，如果沒有人知道，沒有人采購，也是白費。

習書記這個人很有“長性”，他不像有些領導，到廠子轉一圈，聽聽匯報，就完成任務了。習書記不僅來我們廠里幾次，幫助我們，指導我們，而且一直關注和關心著我們廠子的發展。這樣的領導，這樣認真做工作，我們群眾對他就是一個字——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