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任鏡波，1934年6月生，福建福州市人。原交通部集美航海學院黨委統戰部部長，集美大學校董會一至四屆常務校董、副秘書長，研究員。從1981年1月起，一直參加集美校友總會工作，曾任三屆13年理事長，現為永遠名譽會長。廈門市陳嘉庚教育基金會顧問。

采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訪日期：2017年6月8日

采訪地點：廈門市集美校友會館

采訪組：任先生您好！您長期在集美校友總會工作，習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里工作期間曾擔任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請您談談對他的最初印象是怎樣的。

任鏡波：我了解近平同志的事跡，不只是他擔任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那三年。實際上，從他1985年到廈門工作以后，我和很多人一樣，對他都是比較關注的。我當時是省政協委員，又是廈門市政協委員，通過各種方式對他有所了解。

那時廈門設立特區時間不長，城市景觀還比較落后，人們的思想觀念還比較保守。他當副市長分管體制改革，負責牽頭制定《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這些都是市人大、政協比較關心的事情。他到任后不久，中央就確定廈門為全國率先進行機構改革的14個重點城市之一，他挑起了這個擔子，經過一段時間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和縝密思考，提出了一套機構改革方案。他把一些長期以來本應該屬于企業但政府又管得過“死”的權力下放給一些專業公司，將一些原來政府管理工業和國有企業的職能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簡化和調整，這樣一來，有效精簡了機構和編制。經過機構改革和制定規劃這樣的工作，他的領導能力和工作作風很快就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后來到寧德，我也很關注他。因為寧德在我們福建是有名的老、少、邊、島、窮（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海島、貧困）地區。我當時是集美航海學院黨委統戰部長，在省里參加統戰部長會議的時候，寧德的統戰部長告訴我，近平同志到寧德，先用一個多月時間把全地區的9個縣都跑了一遍，還順帶考察了毗鄰的浙江溫州、蒼南等縣。寧德的一些地方非常偏僻，比如壽寧縣、周寧縣一些鄉村，新中國成立以來連縣一級干部都很少去過，但他都跑到了。他提出了“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的思想，認為人可以貧困，觀念不能貧困，不能言必稱貧，處處說貧。“安貧樂道”的“窮自在”不可取，“等、靠、要”或怨天尤人更不應該。他每到一個地方，總是反復對當地干部群眾講這番道理，扶他們的志氣，在閩東這個貧困地區掀起了一場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的大討論，極大調動了那里干部群眾投身經濟建設、走致富之路的積極性。

他還提出“弱鳥先飛、滴水穿石”，要搞經濟大合唱，抓廉政、反腐敗。當時，寧德的干部有很多違規占地建私房現象，開會的時候近平同志就說，要把違規建的私房退出來，退完以后把這些房子分給沒有房子或者缺房子的人。他狠剎干部違紀建私房的歪風，查處了一批干部，清退了大量多占的公房，許多無房戶、缺房戶搬進那些退出的公房時，都感動得熱淚盈眶。當時《人民日報》以《辦好一件事贏得萬人心》為題報道了這件事。

雖然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時間不長，但那里出現的變化卻讓人感到振奮。幾年后，記者在采訪近平同志時提到這段往事，他并沒有輕松之感。他說：“這些變化相距我們的理想和目標只能說是起步，閩東地區要徹底擺脫貧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再接再厲、奮斗不息。我是崇尚行動的。實踐高于認識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動。”多年來，他實際上一直在行動中踐行著這種理念。

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兩年多以后，又調到福州當市委書記。他在福州，倡導修護“三坊七巷”，抓舊城改造，建長樂機場，搞馬尾港擴建，引進僑資，發展民營企業，還抓環衛包括污水和垃圾的處理，組建閩江學院并任首任校長等等。他注重保護文物，當時有一個房地產商要在當地一處有文物價值的地方搞房地產開發，近平同志就說，那個地方不能開發，要進行文物保護。因為我是福州人，尤其關心這些讓人津津樂道的事。

后來他到省委省政府，先當副書記，然后當省長。他當省委副書記時，統戰工作歸他管，所以開全省統戰工作會議時，他會來代表省委講話。他出席會議很準時，從來不讓別人等。對此，參加會議的同志都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所以，在他當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之前，我對他的了解和印象就已經比較深刻了。后來通過在集美大學校董會的接觸，我對他的人格魅力有了更深的體會。

采訪組：那么，就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擔任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期間，他所做的工作和您對他的印象吧。

任鏡波：我本人是集美大學校董會籌備辦主任，后來又被聘為校董會第一屆至第四屆一共16年的常務校董兼副秘書長，因此對集美大學校董會的情況比較了解。1999年至2001年，近平同志連續3年擔任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他盡職盡責，不掛空名，注重調研。他先后來集美大學7次，其中參加校董會會議3次，另外4次都是帶著問題來搞調研的。我覺得在他身上有幾個很突出的特點。

一是語言風格樸實無華。他講話從不念稿，就好像跟大家平等交換意見一樣。1999年10月17日，他參加集美大學校董會首屆二次常務校董會議，并在會上講話。后來，我們根據錄音整理，他的講話不到兩千字，樸實無華，十分貼心。他說：“加快集美大學的改革和發展，是本屆董事會負有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承蒙各位董事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讓我接任董事會主席，我一定盡職盡責，把工作做好。我衷心地希望各位董事們，特別是在座的各位常務校董加強對集大的指導和幫助，在陳嘉庚先生愛國興學的旗幟下，帶動海內外一切關心集美大學的友好人士為學校的改革和發展建言獻策，像李尚大（注：印尼僑領）先生這樣，添磚加瓦，支持學校改善辦學條件，加快學校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對外交流，并且不斷去完善我們的體制，深化我們的改革，把現在還存在的一些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進一步加以解決，使我們工作進一步完善，使緊密型的集美大學越辦越好。”他講的這些內容非常符合當時集美大學發展的實際。還有一次，他在講話中說道：“我現在掛一個校董會主席，這是因襲下來的，當省長都掛這個銜。但我這個人不愿意掛空頭銜，在其位謀其政，掛了就要關心、就要過問，所以會經常來看看，最起碼一年來一次。否則就不掛。”實際上，他當校董會主席期間，總共來集美大學7次，是歷任校董會主席中來得最多的一位。

二是注重調查研究。每次開校董會前他都先來學校調研。我還記得2000年的校董會定在11月召開，當年8月14日他就帶人來集美大學調研，還帶上副省長潘心城、副省長兼廈門市長朱亞衍、省政府秘書長陳蕓以及有關部門的領導。他聽了學校領導的匯報后說：“今天我們擠時間來看一看集美大學，不僅因為我兼任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而且這個學校也傾注著省委、省政府的心血和汗水。我到省委工作以后，還參加了很多次研究集美大學問題的會議，可見省委省政府對你們的重視。”

在這次調研中，他主要強調加強體制創新，包括領導體制的創新。因為集美大學的前身是交通部、農業部、省體委、省財政廳、廈門市政府等屬下的五所高校。五個學校、五個管理部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合并以后人員眾多，尤其是黨政部門人員很多，所以面臨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就是學校體制如何改革。他當時提到，集美大學要不斷完善新體制，不斷進行配套改革和體制創新，給學校創造發展空間。他還指出，集美大學一大特點就是華僑辦學和海外鄉賢辦學。集美大學是根據陳嘉庚先生的遺愿組建的，而且還有一個很有凝聚力、很有影響力的校董會，所以一定要弘揚“嘉庚精神”，充分發揮校董會作用。因為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學校，既能夠在體制創新方面爭取新的突破，又能爭取上級給予一些特殊的寬松政策，各方面相輔相成，推動集美大學實現新的發展。

2001年12月，他又來學校一次，上午調研，下午參加校董會。調研主要是看學校新建的工科實驗室和最新的航海模擬器。他到航海模擬實驗室，看到計算機可以模擬海上的大風大浪，船在模擬的海上乘風破浪，讓人身臨其境，他十分高興，還動手掌舵體驗。隨后，他聽說學校新建實驗室和圖書館的經費十分短缺，便從省長基金拿出一部分補貼給學校。這也算集美大學“吃小灶”吧。

三是很注重與校董們的接觸與溝通，也很尊重其他工作人員。海外來的校董在會上發言時，他不僅注意聽，還主動跟他們交流。1999年10月首屆二次常務校董會上，印尼華社的著名人士、校董會副主席李尚大發言之后，他就給予充分的肯定。2000年，在校董會上頒發“王瑞庭海上專業助學金”，因為捐助者印尼船王王景祺先生（王瑞庭是王景祺的祖父）沒來，我作為這項助學金的引進者和信托人，本來是坐在臺下的，他卻招呼我到臺上跟他一起頒獎。我上去后先站在主席臺最旁邊的位置，他招呼我過去站在他身邊。當時我非常激動，在場的校董們也感同身受。他是大領導，如此尊重搞具體工作的人員，完全是他的品格使然。

開校董會期間，他提倡節儉，提出不要擺酒席，他跟我們一起吃自助餐。吃自助餐時，他又利用取餐、吃飯的機會跟大家聊天交流，顯得非常自然和融洽。

四是非常尊重教師。2002年教師節前一天，他專程到集美大學慰問教師并與教師代表座談。座談會結束，他還特意去看望他在清華大學時的老師劉翠琴。劉老師住在集美大學航海學院宿舍樓的4層樓，沒有電梯，他便拾級而上，給老師送上鮮花，并且深情地說：“謝謝您當年的教育和培養。”劉老師和當時在場的人都感動得熱淚盈眶。

他離任校董會主席以后，依舊對集美大學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來校前一天，他在廈門98投洽會上見到幾位來自集美大學的大學生志愿者，就問道：“你們認識我嗎？”學生們回答：“您是習近平省長。”他笑著說：“我還是你們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呢！”簡簡單單一句話，充分體現了他對校董會主席這一份責任的重視與擔當，同時也說明他心里時刻裝著集美大學，牽掛著集美大學。學生回來說起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2014年11月18日，他在澳大利亞訪問，到停泊在霍巴特港區的中國“雪龍號”科考船參觀。聽說船長趙炎平、領隊袁紹宏、站長徐寧都是集美大學航海學院畢業的，他非常高興，便對大家說他當過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

他離開福建時，海外好多僑領都致函向他表示祝賀和感謝。印尼僑領李尚大在信中說：“您在福建工作期間，實實在在為福建做了許多關系民生、關系改革發展的好事、實事，這是福建人民和海外鄉親的最大福氣。福建人民和海外鄉親會永遠感謝您！”

采訪組：2014年9月，您主筆以集美校友總會名義給習近平同志寫了一封信。10月，習近平同志回了信。請您談談這件事。

任鏡波：關于集美校友總會給近平同志寫信和近平同志的回信，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了。有人曾經問我，你怎么會想起給近平同志寫信？是不是心血來潮？

我寫這封信有個信念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許多勤政愛民的故事，尤其他對陳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學的情懷，讓我非常感動。2000年，他當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的第二年，我就請好朋友夏蒙寫了一篇《鴻鵠之志為蒼生》的文章，簡要記述了他在廈門、寧德、福州所做的主要工作，發表在我主編的《集美校友》雜志上，以此表達我們對他的欽佩之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的忘年之交項南同志對他的推崇。他離任寧德地委書記時，寫了一本書叫《擺脫貧困》，是項南作的序。項南回到北京以后，有一次我去看他，項南問我讀沒讀過這本書，我老老實實地說沒有讀過。項南說：“這本書值得讀，現在社會上有的人喜歡講大話、空話，而這本書講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非常難得。”項南的這席話，大大強化了我對習近平同志的崇敬之情。

2014年10月是陳嘉庚先生誕辰140周年。這年8月，廈門市有關部門的領導來集美召開座談會，征求舉行紀念陳嘉庚先生誕辰140周年活動的意見，我就建議要給近平同志寫信，由市委市政府來寫，或由籌委會來寫，或請一位以個人的名義來寫。過了一個多月，沒人給我答復，于是我就決定自己寫。

我先以集美校友總會和《集美校友》雜志社的名義寫了一封約300字的信，開門見山，明確提出我們的請求。同時，我又以個人的名義寫了一封近千字的信，誠摯表達了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同時也結合說明集美校友總會是陳嘉庚先生于1920年創辦的，《集美校友》是具有國內統一刊號的僑刊鄉訊。當時我還考慮到一點，以我個人名義來寫，可能更合適。我身在民間社團，而且已經退休，寫起來更加方便。其實，我寫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向近平同志報告一個信息：2014年10月21日是陳嘉庚先生誕辰140周年。我自信，他知道了一定會有所表示。

社會上有人說這封信肯定是通過關系送上去的，否則怎么可能收到呢？其實，我是請一起在集美校友總會當義工的鐘老師幫我拿到集美郵政局用快遞寄去的。至今，我還記得這封快遞的郵政編號。

信寄出以后，我倒有一種擔心。信封寫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習近平總書記收。中央機關這么大，層次那么多，這封信近平同志能看到嗎？后來又想想，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們黨的信訪工作有了很大改變，這封信應該會送到。總之，那段時間我總是忐忑不安。

信是2014年9月5日寄出去的。10月8日下午，我坐車出門辦事，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一個男同志的聲音：“任老先生嗎？我是中辦的工作人員，您寄給近平同志的信收到了。”當時，我喜出望外，看了一下手表，是15點10分。他還問我市里今年有什么紀念活動？于是，我便把我知道的廈門市政協準備開一個紀念座談會，廈門市委、集美區委的宣傳部、統戰部還準備開展一些宣傳活動等告訴他。事后，我立馬把這個情況向集美校友總會的主管部門作了報告。

10月13日上午，中辦一位女同志又掛來電話，問我手頭有沒有近平同志當年講話的資料。當天下午，我又把近平同志當年在集美大學每次講話的錄音記錄稿，全部傳真給她。10月19日上午，廈門市政協秘書長給我掛電話說：“任老，祝賀你！”20日上午，福建省委辦公廳有一位同志掛電話問我，“嘉庚精神”的內涵怎么表述？這些跡象，都讓我心里有了數。但是，我沒有表現出來。

10月21日上午，福建省政協和廈門市政協在廈門聯合舉辦“紀念陳嘉庚先生誕辰140周年座談會”。省領導在座談會上宣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給廈門市集美校友總會回信”，頓時，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振奮。回信宣讀之后，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陳嘉庚先生的七公子、兩個孫子、一個孫女都感動得熱淚盈眶。當天晚上的福建電視臺新聞和第二天的《福建日報》都全文發布了這封回信，福建省委書記還做了關于學習貫徹回信精神的批示，要求全省各級黨政部門都要認真學習貫徹回信精神。我們把學習貫徹回信精神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到現在快3年了，我們一直堅持著、堅定不移。

采訪組：請您談談這封回信產生了哪些影響，你們又是如何學習和貫徹回信精神的。

任鏡波：這封回信的文字，包括標點符號在內近300字，字字珠璣，貴為經典。回信在海內外反響很大。大家讀到這個信都感到非常親切，大家普遍認為：

第一，在新的歷史時期，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繼續肯定陳嘉庚先生是“華僑旗幟、民族光輝”，是“僑界的一代領袖和楷模”，這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向全世界華僑華人宣示，祖國沒有忘記陳嘉庚，祖國沒有忘記華僑華人，希望廣大華僑華人進一步發揮獨特作用。這對于進一步凝聚僑心匯聚僑力、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有著非常現實和深遠的意義。

1945年，毛主席贊譽陳嘉庚先生是“華僑旗幟、民族光輝”。1983年，鄧小平題寫“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陳嘉庚”。近平同志在回信中再次高度評價陳嘉庚先生，對“嘉庚精神”作出了精辟闡述，這在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中還是第一次。

第二，這封回信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一次把“嘉庚精神”提到國家層面，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重要內容。回信對怎樣弘揚“嘉庚精神”、要向陳嘉庚先生學習什么也作了非常實際、非常大眾化的概括。以前我們講弘揚“嘉庚精神”，有的人就覺得，自己沒有那么多錢，很難做得到。近平同志的回信非常接地氣，他講“嘉庚精神”不僅體現在用大量的財富回報祖國回報社會，同時也強調了嘉庚先生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國家為重、以民族為重的品格，還有關心國家大事、傾心教育事業的誠心。他這么一說，很多華僑華人都覺得“嘉庚精神”是可以弘揚的，嘉庚先生的善行嘉德是可以學習的。以往我們講“嘉庚精神”，都是在民間和地方層面來講，近平同志的回信，一下子把弘揚“嘉庚精神”提升到國家的層面，這對于在全民中培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這封回信寫得非常動人。信中說在紀念陳嘉庚先生誕辰的時候，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陳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懷念，向陳嘉庚先生的親屬致以誠摯的問候。還同時表示陳嘉庚先生永遠值得學習。這封信的語言很平實，非常感人，充分體現了當今中國最高領導人平易近人的親民作風。兩年多來，這封回信已經在海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已經在海內外重新掀起了一股強勁的“嘉庚風”。

此外，他的回信對我們開展僑務工作也是新的啟示。近平同志強調弘揚陳嘉庚先生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精神，就是希望華僑華人在當地要有很好的發展，能為當地謀福祉，從而更好地增進與中國的民間交往，互利共贏。今年是近平同志回信3周年，為進一步學習貫徹回信精神，廈門市委經過醞釀，決定成立陳嘉庚獎學金，鼓勵“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華僑華人和港澳臺地區集美校友的后裔來廈門深造。可以上廈門大學、集美大學、華僑大學、廈門理工學院、廈門海洋職業技術學院、廈門工業學校、集美中學。回來讀博士的，一年獎勵7萬元，讀碩士的一年獎勵6萬元，讀本科的一年獎勵5萬元，讀高職和中職、高中的一年獎勵4萬元。這樣下來一年要投入1000多萬元。到第四年，大概要投入5000萬元。這筆錢的主要來源，是來自當年陳嘉庚先生在香港創辦的集友銀行每年分給集美學校委員會的部分股息。消息傳開，各地的華僑華人都說：這是中國吹來的“嘉庚風”。

三年來，我們一直在積極宣傳貫徹近平同志回信精神。廈門市委、市政府從2014年起，每年10月都作為“嘉庚精神”宣傳月，去年舉辦了嘉庚交響樂音樂會。集美區還舉辦了國際嘉庚論壇，還以“人文集美、嘉庚文化”開展了各種宣傳活動。我們在海內外有60多個校友會，對于近平同志的回信，我們選用《福建日報》發表的全文彩印單頁，開始印了1萬份，后來又加印1萬份，分發給海內外校友、鄉親，大家看了都非常激動。香港集美校友會和由集美校友當會長的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就以這封信中的話“以國家為重，以民族為重”，發動了6萬多名周圍的群眾投入“反占中”“反港獨”的斗爭。

集美校友總會以此為契機，把學近平同志回信、弘揚“嘉庚精神”，作為永恒的主題。我先后應邀在省、市和海外作了11場學習報告，出席了36場海內外華僑華人校友參加的學習回信精神座談會、報告會，建立了廣泛的聯絡網。

采訪組：根據您的理解，請您談談為什么習近平同志如此重視“嘉庚精神”？

任鏡波：近平同志在回信中說：“我曾長期在福建工作，對陳嘉庚先生為祖國特別是為家鄉福建作出的貢獻有切身感受。”這可以作為他如此重視“嘉庚精神”的詮釋。

2000年，中國僑聯、福建省委宣傳部、福建電視臺聯合攝制電視文獻紀錄片《民族之光——陳嘉庚先生歸來的歲月》，集美校友總會是主要協作單位，我是主創人員之一。當時近平同志是福建省省長，攝制組去采訪他，他非常熱情，一點都沒有省長的架子。他一再說：“拍陳嘉庚的電視紀錄片是一件好事。”圍繞對陳嘉庚的認識和弘揚“嘉庚精神”，他講了許多。他說：“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任務十分艱巨。在實現祖國統一的道路上，我們弘揚嘉庚精神，就能進一步激發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激勵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攜手共進，為完成祖國的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而奮斗。”

從我們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近平同志重視“嘉庚精神”，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心里永遠記著老百姓。他在寧德當地委書記時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2000年1月，他當選為福建省長時，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責任重大，深怕福建人民的生活在我任內提高得不夠快。”黨的十八大閉幕那一天，他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他還曾說過：“對于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要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老百姓奔好日子。”這些話都說明他是把老百姓時刻放在心上。

陳嘉庚先生也是這樣，他心里也是永遠裝著老百姓。1940年，他在重慶出席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召開的歡迎茶會上說：“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不過你們共產黨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犧牲，也不過是為改造社會，使國家民族好。我呢，這些年來也掙了一些錢，都拿來辦學校，所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我的希望也不過是為社會好。”他還說過：“服務社會是吾人應盡之天職。”陳嘉庚先生要求學生“在校盡學生之職務，出校盡國民之職務”。陳嘉庚先生向學生作報告時說：“我培養你們，并不想要你們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們是國家的害蟲、寄生蟲；我希望于你們的只是要你們依照著‘誠毅’校訓，努力地讀書，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國家民族做事。”我想，陳嘉庚先生的人生觀與他一生的實踐，都是符合近平同志治國理政的理念。

我用一句話來概括：學習近平同志關于弘揚“嘉庚精神”的指示，就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是非分明，無私無畏，恪盡天職，助力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