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鐘安，1947年12月生，福建福安人。1983年8月任寧德地委組織部副部長，1988年6月任柘榮縣委書記，其后任寧德地委委員、組織部部長，福建省民族與宗教事務廳黨組副書記、副廳長，巡視員。
　　采 訪 組：田玉玨 李政 路也
　　采訪日期：2017年8月29日
　　采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采訪組：老鐘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到任寧德時，您是地委組織部副部長。請您談談他到任的情況。
　　鐘安：習書記到寧德赴任地委書記那一天，是地委副書記林愛國帶著我來福州接的他。上午從寧德出發，下午在福州西湖賓館接到了習書記。見到習書記，我們很高興，習書記親切地和我們握手，簡單交談后就一起上車前往寧德，傍晚到達閩東賓館，地委有關領導在賓館迎接。初次見到習書記，我們都覺得他和藹而又穩重。
　　采訪組：您在之后的工作中和習近平同志有哪些接觸？
　　鐘安：習書記到寧德之后一個多月，我就到柘榮去擔任縣委書記了。
　　柘榮縣是寧德地區一個山區小縣，1945年10月1日建縣。解放后曾兩次撤縣，又兩次復縣，因此造成柘榮縣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社會事業都比較薄弱，到1987年全縣工農業產值才8000多萬元，財政收入276萬元。1987年這一年，柘榮縣還發生了聞名全省的工藝鞋帽廠的經濟案件，受賄人員涉及當時的縣委書記、縣長、副縣長和有關局長，搞得黨員干部思想比較亂。與此同時，柘榮縣的工業企業效益不好，還有路邊店的賣淫嫖娼等情況，引起省領導乃至省委書記的關注。
　　我到柘榮縣工作不久，習書記就到縣里檢查工作。他不但聽取了縣里的工作匯報，而且深入工廠和基層了解情況。柘榮當時本來就沒有多少企業，而幾個大一點的企業效益又不好，大多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習書記察看瀕臨停產的敷銅板廠時，要求我們縣里面一定要想方設法采取措施，“死馬當作活馬醫”。
　　我理解習書記當時提出這樣的觀點是有原因的。那時候全國正在搞三年治理整頓，就是從1988年開始，針對之前全國出現的經濟過熱、貨幣發行過多、國民收入超額分配等現象進行宏觀上的調控。這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要對現有的企業進行“關停并轉”，原計劃的大項目更不敢上了。當時干部群眾有一些議論，認為寧德地區地處福建沿海，以往由于種種原因沒能趕上經濟大發展的“班車”，現在想上項目又碰上政策“收”了，因此有些人感嘆生不逢時。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習書記提出這樣一個創見：治理整頓是一次新的發展機遇。他認為，中央提出治理整頓，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糾正盲目發展，要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基礎上實現綜合平衡，而不是急于求成，什么都干。所以，他在敷銅板廠提出“死馬當作活馬醫”，使我們領悟到，像柘榮這樣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方，治理整頓的目的就是要實事求是地找出企業效益不好的原因，逐個分析，對癥下藥，而不是簡單地大砍大削。
　　習書記一席話給我們帶來了深深的觸動。對柘榮來說，治理整頓確實就是新的機遇。從實際來看，我們柘榮這個山區小縣沒有幾家企業，如果大部分砍掉，拿什么來帶領群眾擺脫貧困呢？“死馬當作活馬醫”，一定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向死而生”的勇氣，是要求我們深入把握企業發展的前景和優勢，結合國家的需要做適當調整，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按照習書記的要求，我們的企業發展果然有了起色。
　　采訪組：在您任上，習近平同志對柘榮縣發展還做出了哪些具體指導？
　　鐘安：過了一段時間，我到地區參加會議，會議期間習書記專門找我個別交談。他對我說，柘榮縣有三個問題在全省影響較大：一是出了一個受賄案，全省知名，北京話叫“九城聞名”；二是工業發展速度快，但經濟效益低；三是路邊店賣淫。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抓住這三件事，即廉政建設、經濟效益、社會風氣，就抓住關鍵、抓住要害了，而且要一抓到底，使之實實在在地轉變，改變人們對柘榮的印象。
　　我當時剛到柘榮不久，正在思考下一步的工作應該如何開展時，習書記的這些話就像指路明燈，讓我豁然開朗。我當即就表示，一定堅決貫徹習書記的指示，把柘榮的各項工作做好。為此，縣里先后召開縣委全委擴大會和有關的專題會議，傳達貫徹習書記的講話精神，統一全縣干部的思想，認真抓好落實。
　　一是在廉政建設方面，以受賄案為反面教材，在全縣開展了廉政教育月活動。根據地委統一部署，抓了有私房住公房又出租私房的清理工作。同時，我們又開展了“兩為”活動，即黨組織為黨員送溫暖，黨員為群眾辦實事，在群眾中受到好評。
　　二是在提高經濟效益方面，組織縣里面的力量對敷銅板廠等企業進行整頓，幫助它們找問題、補短板，逐步走出困境。還不失時機地上了一些投資省、見效快、銷路好、原材料有保證的項目。另一方面，我們在城關搞了鄉鎮企業園區，各個鄉鎮都可以到城關來辦企業，這樣就解決了一些企業由于辦在偏僻鄉下，因缺電、缺水、缺技術人員和缺原材料等造成經濟效益低的情況，形成了良好的辦企業環境，效益也得到顯著提升。
　　三是在改善社會風氣方面，重點整治路邊店賣淫嫖娼問題。104國道途經柘榮段，海拔高一點，比較偏僻，經常有貨車司機等到此進行嫖宿活動。因為大部分作案的都是外地人，依法對他們進行罰款以后，他們就走了，下次來了，又只是罰點錢了事。這次我們加了一個“損招”，就是不但要罰款，而且還要通知這些人的所在單位和家人，對個別情節嚴重的還要求單位或家人來把人領回去。這個辦法果然奏效。我們就這樣集中整治了不到一年時間，收到了明顯效果，幾次突擊檢查都沒有發現什么問題。
　　1989年7月21日，地委行署在柘榮縣召開現場辦公會，習書記對柘榮縣1989年上半年的工作給予肯定。他指出，柘榮縣上半年以來，一是黨建工作抓得不錯，二是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奮斗目標比較明確，上半年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29%，是全區最高的，當時全省增長是16%，全地區只有13%，而且這個較高的增速是在效益有所提高的前提下產生的，意義就更大了。財政收入方面增幅較大，達到37.8%。習書記在會上還講到，柘榮的社會治安有明顯好轉，特別是對賣淫嫖娼等社會丑惡現象進行集中治理，狠抓不放，抓得一些人“身敗名裂”，使得他們不敢再來柘榮作案。習書記說：“前次我到省里開會，陳光毅同志還談到這個問題。我當時就說，你們別再講這個問題了，柘榮現在已經大有好轉。我把具體情況向省委書記作了匯報之后，他也肯定柘榮抓出了效果，表示適當的時候為柘榮正一點名。看來你們對地委行署的一系列會議精神、工作部署都落實得比較好。”
　　習書記還說，柘榮發展工業的經驗對于我們閩東發展之路是有所啟發的，閩東地區怎么起飛趕上全省平均水平，我這里提出一個“柘榮現象”，可以說柘榮是閩東的縮影，閩東所有的不利條件柘榮都存在，基礎薄弱、原料短缺、人才不足，但工業產值還是上來了，人均達到1000元，工農業產值人均1425元。如果全區都達到這個水平，那么工業產值就會達到27億，工農業產值就可以達到40個億，就在現有的基礎上翻一番，就不低于龍巖、莆田，咱們地區就有希望了。
　　習書記的這番話，不僅是對柘榮工作的肯定、對全縣干部群眾的極大鼓勵，更是對閩東振興的一種堅定信心和殷切期望。從那以后，柘榮全縣干部群眾按照習書記指明的方向，奮勇前進。到1992年，全縣工農業總產值達到24848萬元，財政收入2308萬元。柘榮的實踐有力地證明了習書記提出的“治理整頓是新的機遇”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采訪組：工作之外，您和習近平同志還有哪些交往？
　　鐘安：我先講一個我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習書記利用午餐時間接待天南地北的朋友。習書記在寧德工作了兩年，就到福州當市委書記，后來升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大約是1996年的一天，我和夫人到福州辦事，辦完事后我給習書記的秘書打了一個電話說，我到福州本來想去看看習書記，但他肯定很忙，就請秘書代問候一下。習書記的秘書說，書記現在正在開會，問候一定轉達。結果沒多久，他的秘書又給我打來電話，說習書記已經安排午餐期間見我們，讓我們快12點的時候到福州市的于山賓館見面。中午我們到了約定地點以后，發現已經有來自天南海北的十幾位客人，聚在一張大圓桌上。習書記和客人們一邊用餐一邊交談。我知道，他的時間是非常寶貴的，在百忙之中抽出午飯的時間跟我們這些人集中聚在一起，和大家敘過往，談公務，可謂是邊用餐邊辦公。這一幕雖然過去了很多年，但我一直不能忘懷，習書記對昔日下屬的禮遇以及對工作的敬業態度都令我感動不已。
　　他準備從福建到浙江上任的時候，我聽說了，就給他的秘書打電話。我說省長要調走了，我很希望有機會能再見他一面。沒想到習書記真的安排在省政府的小會議室里和我見面，聊了一會，說了很多關心和鼓勵的話。2010年9月4日，習書記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他來福建考察調研。我們這些曾經在他領導下工作的同志，都接到通知，說當晚習副主席會安排接見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吃完晚飯就到省政府門前坐車，到賓館小會議室等他。不久他就和彭老師以及時任省委書記孫春蘭同志一起來到會議室。習副主席帶著孫書記和彭老師走到我們每個人面前一一握手，逐一向他們介紹，該同志叫什么名字，當時擔任什么職務。習書記已經離開寧德20多年了，卻還把我們放在心上，實在是太感動了。介紹完之后，習書記跟彭老師坐下來和我們交談，回憶著在寧德的一些情況，講的時間很長，我們都感到很愉快。
　　20多年的歲月匆匆流過。變的是歲月，不變的是習書記的熱情與真誠，是他對大家發自內心的關懷和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