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湯金華，1940年2月生，福建莆田人。1988年任寧德行署副專員，1990年12月任專員。其后任福建省水利廳廳長、省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

　　采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

　　采訪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訪地點：福州市湯金華家中

　　采訪組：湯廳長您好！我們聽說您和習近平同志是1988年一同到寧德上任的。請談談你們最初結識的情況，以及當時寧德的狀況。

　　湯金華：從1988年算起的話，我和習書記共事的那些日子距今快30年了，但感覺并沒有那么遙遠，很多事至今印象深刻。

　　我們最初的緣分是“四人四同”。根據福建省委對于調整和加強寧德班子建設的考慮，省里選派4位同志分別從幾個方向一起匯集到寧德，一兩個月之內先后到位。我記得很清楚，習書記是1988年6月初從廈門到寧德的。7月，省里調李敏忠同志，從省委辦公廳到福鼎縣任職，后到地委工作。我和許美星同志兩個人分別從省經貿委和省計委過來，8月8日報的到。我們4個人還都是“單身漢”，就是說沒有帶家屬，同住一棟樓，同吃一個食堂，甚至一同運動，飯后散步。宿舍樓與軍分區一墻之隔，樓下有個小門，推開進去就是軍分區院子。如果我們4個人都在家，在食堂吃完飯就會不約而同到軍分區走走路，邊走邊聊工作，無所不談。過去大家沒有交集，因為這樣一個機緣，走到一起，相處得非常融洽。當時很多人都稱我們4個是“快樂的單身漢”。

　　當時閩東的狀態大概可以歸納為5句話：班子不全，貧困后進，“杜案”影響，人心繁雜，期望值高。首先是領導班子殘缺。老書記呂居永同志超齡主持工作多年，班子缺口沒有補充。其次是貧困后進。寧德又叫“老少邊島窮”地區，全省經濟排名最后一位。還有“杜案”影響。“杜國楨案”是以“對臺貿易”為名進行走私的重大案件，案值2320萬元人民幣，首犯杜國楨被依法判處死刑，當時一個副專員、幾位縣級領導和一些企業廠長都牽涉其中，在寧德甚至整個福建省震動都非常大，一些干部的工作熱情受到影響，情緒非常低落。然后就是人心繁雜，對寧德發展的前景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有的人焦慮，說誰能來幫助寧德發展呀，這里太落后了。有的人又悲觀失望得很，認為寧德“天生不足”，干什么也沒有用。總之什么聲音都有，思想上很混亂。最后呢，大家期望值又很高。大家知道習書記從廈門過來，又有中央高層的背景，就認為寧德一下子可以實現跨越發展了。實際上，這是不現實的。當時國家的宏觀形勢是治理整頓，控制基建規模，大的項目不能上，已經上了的有的也要下馬。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4個人到了閩東，其中2人到行署，2人到地委，充實了兩套班子。近平同志是地委書記，李敏忠同志任地委組織部長，我和許美星是行署副專員。到寧德之前，省委領導同志找我們談了話，提醒我們閩東很困難，工作不好做，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們都感到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

　　采訪組：你們在那樣的背景下到寧德，習近平同志作為班長提出了哪些發展思路？

　　湯金華：現在回憶起來看，習書記做事很有自己的方法論，我把它歸納為“三個先、三個再”。一是先調研再發言。他不是一來到寧德就有了現成的答案，馬上就講出一套東西，而是鮮明地強調，按照原來地委的部署，該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立刻下去調研，把寧德9個縣跑了一遍。二是先思想再行動。閩東人的思想需要統一，統一了才能團結一致形成力量。三是先敬人再敬己。尊敬尊重是相互的。習書記對在閩東工作的同志都非常尊敬，尤其尊敬兩種人：第一是閩東的駐軍。他對部隊的同志特別尊重，常常拜訪他們，了解情況，征求意見。第二是老同志。那時候寧德離休同志很多，不少都是在閩東工作了十幾、二十幾年退下來的，習書記經常向他們請教工作中遇到的問題，談自己的想法。面對寧德當時那種形勢，他就是本著這樣“三個先、三個再”原則開局起步的。

　　1988年9月，習書記在充分調研思考基礎上提出了“弱鳥先飛”的思路，他認為，要除去悲觀、樹立信心，多談優勢、淡化貧困，明確目標、貴在實踐。為什么是這樣的布局呢？因為當時寧德干部群眾的悲觀情緒比較嚴重。落后的現實，加上“杜案”影響，各種各樣的“等靠要”思想流行，如果信心不樹立起來，工作怎么干得好？所以要轉變觀念，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當然，干也不可能一口吃成個胖子。習書記提出的主要目標包括三個層次：第一是擺脫貧困，第二是脫貧致富，第三才是奔向小康。那個時候還沒有提全面小康。我們剛到閩東，還正處在一個擺脫貧困的階段，離脫貧致富有相當的差距，只能逐步先富起來，才能談小康，否則說得再早再好也沒有用。因此，對于這種理念和思路，要贏得大家發自內心的認可，然后才能在實踐中收到實效。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中，可以看到他關于脫貧工作的態度和要求是一貫的。中國有這么多人，不從整體上根本上擺脫貧困，就無法談真正意義的現代化。今天總書記講，脫貧路上不要讓一個人掉隊，就是這個道理。擺脫貧困，始終是他心靈最深處的情結。

　　在推動工作中，面對治理整頓的形勢和各式各樣的論調，他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第一，雖然治理整頓期間不能上新項目，但前期工作不能松。不僅不能松，還要加強。這是一個很新穎的觀點。閩東后來一些大項目，前期實際上都是那時候開始做的。他帶著我和許美星一起跑北京，跑國家計委和有關部門。這些部門的同志很坦誠地告訴我們，現在要馬上給你們立項目下文件很難，幾乎不可能。但是工作你們堅持做，項目的前期推進不能停，做好充分準備，一旦條件成熟就迅速啟動。盡管如此，習書記認為搞好基礎設施建設是寧德經濟發展的大前提，所以還是在積極爭取之下修通了寧德到羅源的汽車專用線。當時的汽車專用線和現在的高速公路比起來，標準可能稍微低一點，但實質都是一樣的。今天我們從寧德到各縣去的這段路，就是當年的汽車專用線。我們還搞了桑園電站和黃蘭溪電站等，為閩東后來工業發展奠定了電力基礎。穆陽溪梯級電站是后來建的三級40萬千瓦項目，前期工作都是當時我們做的。第二，治理整頓對于閩東來說恰好是個發展機遇。這也是習書記提出的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他指出，治理整頓是為了加強內部管理，更好地提高效率。無論是農業方面還是工業方面，在市場不好的情況下，提升競爭力，搞集約式發展，都很有必要。他的這些觀點跟別人不太一樣，不是說治理整頓就沒事情干了，而是大有可為，正是需要牢牢把握的發展機遇。

　　習書記在寧德的會上經常講，閩東的發展，不能不急，也不能太急。當時寧德在福建9個地市排名最后，和其他地市差距大，不能不急。但也不能太急，太急了脫離實際，得不償失。他提出發揚“滴水穿石”的閩東精神，要一點一滴扎扎實實地做下去。他還多次提出一句話，“行百里者半九十”，強調做事要善始善終，不能是今天加油干，明天碰到困難就退縮了。一旦確立好目標，就沉下心來，一步一步向前走。擺脫貧困，不能說一下子就要奔小康了。工作要抓緊，更要扎實，久久為功才是正道。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提出“四下基層”的工作要求，您能談談這方面情況嗎？

　　湯金華：“四下基層”是習書記來寧德后帶動起來的一套制度性工作要求，堅持得很好，核心是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其中第一項要求——信訪接待下基層，我參與得比較完整和系統，主要說說這方面情況。

　　為什么首先是信訪接待下基層呢？因為當時的社會狀況很不樂觀，來信來訪問題非常突出。閩東的來信來訪是最多的，信訪量全省排第一。每次聽說省里領導來了，就可能有人拿出一條紅布拉起來，跪在那里攔訪，領導們碰到這種情況也沒辦法。該怎么辦？習書記說：“老百姓上訪說明他們有話沒地方說，沒辦法了才來找我們。他沖上來攔車，也不容易，至少要打聽出來領導什么日子來，什么時候從這里過。我們要辯證地看待上訪，要打主動仗。”他說，上訪看起來是件消極的事情，但多數情況都是事出有因，關鍵的問題還是出在上面。所以要多為老百姓著想，不要怕“訪”，主動深入基層，把接訪當成研究和解決問題的好機會。

　　信訪接待下基層，是1989年初地委召開工作會議之后啟動的。先由地區班子成員和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大的接訪組，到了某個縣，再把縣班子的主要領導加入進來，共同參與接訪。時間一般選在周末，地點在學校里。大的接訪組一分為四或者一分為五，每個組里都配有地委的同志和縣里的同志，一組占用一個教室。來訪群眾排好序，一個一個把自己的信訪材料拿過來，我們認真接待，認真研究。

　　這項工作開展起來之后，逐漸形成常態化，地委每個月都組織接訪組到一個縣里接訪一天。每次信訪接待之前，還要在縣里大造輿論，或進行廣播，或發通知貼告示，必須告知到每個老百姓。“第一炮”就選在霞浦縣，第二個月到福鼎縣，再往后到福安縣，直到9個縣輪一遍，用了將近一年時間。

　　每次信訪接待之后，各組要把收集到的問題分門別類，然后請地、縣各部門把問題領回去解決。基本的要求是，每一封信、每一個群眾反映的問題都必須答復，不管能不能解決，都必須有所交代。信訪接待下基層，廣受群眾歡迎，來信來訪量隨之急劇下降，除了幾個“硬骨頭”問題，幾乎都沒有了。

　　按照規定，地委和行署各位領導要輪流參加信訪接待下基層。但難能可貴的是，習書記全程參加了每一次信訪接待，而且還特意交代我每次都和他一起去。

　　習書記經常給我們講，下基層接訪其實是一種很好的調研，可以掌握很多一手情況。每次接訪開始之前，在籌備工作之中，縣里都要全面介紹情況，這是一個學習了解的機會。在接觸群眾時，又能了解很多實際情況，這些都是坐在機關辦公室里得不到的。我感覺，“四下基層”的制度里面，滲透的是一種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非常鮮明地體現了習書記執政為民的立場和情懷。

　　采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共事期間，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湯金華：1989年春夏之交，寧德縣和福安縣交界地村民發生了激烈沖突，習書記臨時決定讓我去處置事件，這次經歷也讓我感受到他的做事方法和智慧。

　　寧德地區有一條河叫做霍童溪。這條河流到東海去，入海口有一個島，叫云淡島。島上有個云淡村，屬于寧德市蕉城區，有3000多人。自古以來，這個島處在江海交界的地方，村民靠水吃水，民風比較彪悍。島對面有一個村，屬于福安縣的下白石鎮，叫南浦村。這個村人不多，只有500多人。兩個村正好都處在海水和淡水交界的地方，每年到了固定的季節，灘涂上自然生長出很多蟶苗，遍地都是，兩個村子的人都爭著去撿，撿著撿著就搶了起來，最后甚至動起手來。這邊說是我的，那邊說是他的。這種爭斗從歷史上就不乏先例，從明朝打到清朝，從清朝一直打到1989年。只不過這次矛盾糾紛鬧大了，演變成械斗，傷了很多人。500人肯定打不過3000人，所以斗得最兇的時候，南浦村的500多人都被打到山里面躲起來了。這邊云淡村的人就沖到南浦村民家里面，一通打砸，把人家屋里的生活用品都毀了。

　　我當時到現場看完，就回來向他匯報，說這事牽扯到兩個縣，只能由地區來協調處理。習書記聽了，就決定叫相關部門來開會。當時地區管農村的領導是福安人，管政法的領導是寧德人，誰出來說話對方都不服氣。結果，習書記突然點了我的名，讓我來想辦法處理。他說：“拋開歷史上的爭斗不管，我們是共產黨領導，有黨的各級組織，要有起碼的覺悟，決不能給這種爭斗私利的事情再留空間。”

　　習書記的話給了我很大啟發，讓我聯想到寧德歷史上一個處理土地糾紛的案例。清朝的時候，古田縣屬于福州府管，寧德縣歸福寧府管，兩個縣相鄰，曾為一塊山林打過官司，也是一邊說是我的，另一邊說是他的。爭執不下，就跑到省里面找巡撫。可鬧來鬧去，誰都拿不出證據。沒想到巡撫開口說道：“寧（‘寧’的繁體字）一心，德一心，心心偏向；古十口，田十口，口口無憑。”既然都沒有證據，就把此地收歸省管，到此為止。由于行政區域變動，這段山林今天在屏南縣黛溪鎮與蕉城區的分界處。

　　隨后我就去約見了兩縣領導尤其是兩個村的黨支部書記進行協商，給他們做思想工作，講明在共產黨領導下，不允許出現這種違法亂紀的事情。為避免今后再出現類似事情，就把有爭議的那塊灘涂上交歸地區，由地區水產局來管這塊地。兩個村誰都不能再私自去捕撈養殖等，更不允許打架。事情很快平息了，我給習書記匯報處理意見，他表示支持和贊同。2010年，習近平同志來福建，還關心這件事，知道雙方沒有再沖突過，感到很欣慰。這件歷史遺留的問題，他考慮比較周到，對于應該怎么處理，也給我有一個交底，如果把精力集中在分割利益上，缺乏互尊互敬的態度，事件就可能留下隱患，甚至擴大升級。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寧德以后，根據您的了解，他還對寧德有過哪些支持和幫助嗎？

　　湯金華：習書記很重情義，離開寧德后，仍然十分牽掛寧德的發展。他到福州任市委書記的時候，曾經幫助寧德解決很多發展問題。當時福州的第一化工廠是個效益很好的知名企業，要搬遷，搬去哪里，大家爭得很厲害。最后習書記在充分發揚民主、綜合考慮后，拍板說：應當遷到寧德屏南。這個企業就是現在的榕屏化工廠。

　　寧德市區現在規劃建設得頗有些規模，與他當初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當時習書記已經到省里工作，省僑辦手里有一筆重要的土地資源，就是寧德人民圍海造地的東湖塘華僑農場。上世紀60年代，越南和印尼排華，為了安排兩國的華僑歸民，省里辦了這個農場。到了90年代，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批華僑大部分去了香港，農場就成了有待開發的寶地。得知這個事情，我們就跑到省僑辦想要這個農場，可省僑辦也沒有決定權。我們就找到習書記，請他代表省里向國家僑辦申請，最后就把這萬余畝土地批給了寧德。寧德市區后期的發展，基本上就是在這片農場土地上鋪開的。

　　最近還有一件事情。1952年，國家政務院專門下發文件，指示解決畬族兒童上學問題，辦了一批小學，專門招收畬族的孩子。到了1958年，這批孩子小學畢業了，考慮到畬族的文化總體比較落后，國務院非常重視，就決定成立一所中學，這就是寧德民族中學。這所民族中學，無論是國務院還是省里，都十分關注。習書記在寧德期間也多次關心，說：“教育方面我們寧德相對比較落后，但是民族中學的牌子是很響的，因為人無我有，這是閩東的特點和優勢。”這所學校建校50周年的時候，習書記已經調走了，但他還專門給這個學校題了詞。

　　采訪組：在您個人與習近平同志的交往中還有哪些記憶猶新的故事嗎？

　　湯金華：從我個人感受來講，可以用4個詞形容習書記：隨和、謙遜、善良、剛正。他為人很平和，不造作，也沒有架子。我們經常飯后一起散步，無話不說。由于我年長一點，在福建工作經歷較久，有些風土人情，他很喜歡向我咨詢了解。他待人很友善，但也很剛正，小處不滲漏，原則問題不能破。許多平時非常好的朋友，帶名貴禮品來看望他，或者是節日生日，想表示個“意思”，他都不接受。他總說：“我不需要這些，正常的往來最好。”

　　2012年，他來福州調研，還把我們這些在寧德共事過的老同志們叫到一起，開了個座談會。大家暢所欲言，無話不談，最初安排40分鐘，實際聊了快兩個小時。他跟我開玩笑說：“我要批評老湯啊。”我一愣，心想習書記以前都沒有批評過我，現在怎么會批評我？他接著說：“當年你們家愛人做的興化粉真好吃啊！可就是你們那里的風俗習慣太糟糕，客人來了，女同志不能上桌。”的確，在寧德的時候，他經常到我們家里吃飯，我老婆每次都炒興化粉（莆田特產）給他吃。20多年過去了，他卻沒有忘記這些小事，讓我非常感動。

　　總的來說，在與習書記短暫的共事經歷中，我有三點突出的感受。一是親和力，他待我們好像兄弟一般。二是信任感，我們對他可以無話不說，他決定的事情，都是對的。三是欽佩感，對他的學識、才能和作風都由衷的敬重，歷久彌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