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劉亭，1951年12月生，江蘇銅山人。1998年任浙江省計劃與經濟委員會（先后改為省發展計劃委、省發改委）副主任。2003年6月兼任省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黨組書記。2013年2月退休。
　　采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桑 熙
　　采訪日期：2017年9月26日
　　采訪地點：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辦公室

　　采訪組：劉亭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間，提出了“八八戰略”，對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請您首先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劉亭：習書記在浙江工作的這段時間，是他第一次在省域范圍內擔任一把手。他立足浙江實際，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和戰略謀劃，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八八戰略”。
　　2003年7月，在浙江省委第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習書記作了主報告，對如何全面推進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發揮八個方面優勢，推進八個方面舉措”的總體思路和戰略部署，后來簡稱為“八八戰略”。
　　同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其要點，我認為可以簡要概括為“一三五”。一個核心：以人為本；三大要求：全面、協調、可持續；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八八戰略”在一定意義上，正是浙江版的“科學發展觀”。
　　習書記到浙江工作以后，他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走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體察社情民意，在深入調研和思考的基礎上，系統提出了涉及浙江發展全局的“八八戰略”，充分展現了他極強的統攬全局、戰略思維和理論概括的能力。從我個人的學習領會來看，“八八戰略”又可以理解為一個“特色競爭優勢提升發展”戰略，它揭示了區域發展的真諦，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八八戰略”的前一個“八”，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業已形成的一些既有競爭優勢；后一個“八”，則是我們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背景和條件的變化，需要加快形成的一些新興競爭優勢。這兩方面有機結合在一起，就可以保持一個地區欣欣向榮的發展勢頭，從而形成不斷進取、永葆活力的大好局面。這里面體現了繼承與發展的辯證關系，不是簡單地隔斷歷史，而是與時俱進地揚棄，螺旋式地上升。這也充分體現了習書記對辯證法了然于胸、運用自如。
　　“八八戰略”是一個全面而周詳的體系。具體來說，第一個是經濟改革，或者叫改革；第二個是開放，包括內外開放；第三個是新型工業化；第四個是新型城市化，當然，那個時候的表述還不是新型城市化，是城鄉一體化；第五個是“綠色浙江”；第六個是“山海協作”，就是“沿海”（相對發達地區）和“山區”（相對欠發達地區）的協作發展；第七個是軟硬件的基礎設施，即效能政府和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第八個是講人文，即文化建設，這是管頭腦的。這八條梳理下來，就能清楚地看到浙江整體布局的全貌，既有系統性、戰略性，又有思想性、理論性。后來習書記離開浙江到上海工作，浙江的發展思路也隨著情況變化有所微調。但就總體而言，“八八戰略”始終是我省發展的總戰略，全省一直是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來的，可以說做到了“一張藍圖繪到底”。
　　采訪組：您當時在省發改委工作，與習近平同志有哪些工作交流？在您看來，他最關注的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是什么？
　　劉亭：習書記剛來浙江工作的時候，先是出任代省長。當時我所在的部門還是叫作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后來隨著國家機構改革，才變成了現在的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我一直擔任副主任。按照慣例，主要領導履新，總會首先安排聽取經濟綜合部門的工作匯報。我隨部門主任孫永森同志到習書記的辦公室匯報工作。我們本來以為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沒想到從上午8點半一直談到下午1點來鐘，匯報當中夾著討論，連吃中午飯都給耽誤了。
　　結束以后我和孫主任在回委里的路上，聊起習書記與我們的一些交流。孫主任問我：“你說習書記新來乍到，到底對什么事最為關注？”我說，聽來聽去，覺得有三個關鍵詞他多次涉及：一個是“生態省”，一個是“循環經濟”，還有一個就是“海洋經濟”。我們經濟綜合部門，說起來是黨委、政府的“參謀和助手”，恐怕還真的要圍繞這三個關鍵詞下點功夫，作一番認真地調研和思考。沒多久，我的想法在某些程度上得到了驗證。
　　2003年1月，習書記作為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在省人大會議上主持通過了建設生態省的決定。他還親自擔任生態省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浙江也成為全國第五個提出建設生態省的省份。其實早在福建省工作的時候，習書記就突出抓生態省建設，到浙江以后仍然全心全意、一以貫之。
　　不久，習書記還出任了全省資源節約和循環經濟發展領導小組組長。要知道那時候，在各級領導干部的印象中，循環經濟還是一個非常冷僻的詞匯，黨和政府的重要文獻中還幾乎沒有出現過。但是我們從習書記的言談之間，感到他對循環經濟的理念和內涵非常熟悉，不但有深厚的學習積累，還有一番獨到的深刻見解。
　　習書記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掛名”，而是念茲在茲、親力親為，所有重要的工作，他都會統籌協調。辦公室提出的一些工作方案，他都要在親自主持的領導小組會議上逐項討論落實。理念引領行動，2006年，為了更好地在觀念更新的基礎上，提高大家對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我們打算編寫一本《循環經濟知識讀本》，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他得知這個消息后很高興，并欣然提筆，親自為《讀本》作序。記得新書剛面世后那次領導小組開會，當他走進會議室的時候，手里揚著這本書，邊走邊對我說：“劉亭，這是你寫的書啊！”我忙說：“這可不敢當，是我們具體組織省內的四位專家編寫的。”他還在會議正式議程開始前，打開書本專門朗讀了其中的一段話，作為會議的開場白，要求大家都要學習新知識，做好新工作。當時我們省里面抓循環經濟的整體布局，包括實施專項的行動計劃，都是在他主持下拍板敲定的。直到今天，浙江省的循環經濟發展工作，都還是按照那個大思路、大格局走下來的，只是在具體任務和實施措施方面，作些因時制宜的調整。
　　我深刻感到，無論是抓生態省建設還是抓循環經濟發展，習書記始終把鍥而不舍地重視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在浙江工作的一個重點。這關乎一地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是管全局管長遠的，因而他對浙江的貢獻非常大。對于我們這么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堅持加快發展的同時，一定要同步做到轉型發展。而轉型發展說到底，一方面是早就說過的“由粗放轉向集約”，還有一方面就是習書記“兩山”理念所體現的“由黑色轉向綠色”。大量以耗費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換來的GDP，其實并不合算，有時甚至是得不償失。習書記一 開始講“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后來延伸展開為“如果我們利用這些豐厚的生態資源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旅游業和生態工業，也就是發展生態經濟，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從“也是”到“就是”，無論是從過程還是從結果，都把科學的生態文明觀說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還特別接地氣、可操作。
　　關于海洋經濟，我認為習書記是當時浙江乃至全國比較早關注和重視這一領域的領導同志。那時候他經常講，雖然浙江陸域面積只有10萬平方公里，但海域面積卻有26萬平方公里。我們不但要有黃色國土的概念，更要有藍色國土的概念。要認識到我們是一個海洋大國，要重視海權的保護。由于習書記的關注和推動，海洋經濟后來成為浙江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習書記對推動浙江海洋經濟發展作出了三方面的重要貢獻。首先是提升戰略目標定位，把建設“海洋經濟大省”的目標，調整為建設“海洋經濟強省”。雖只是一字之差，但體現了完全不同的發展境界。二是舉全省之力，建成舟山連島工程。連島工程其實是舟山群島連接大陸寧波的高速公路大橋，通過串聯五個島嶼的連續橋梁，一舉改變舟山本島孤懸海外的被動局面。當時舟山的同志魄力比較大，在還沒有得到省里大力支持的情況下，自己就先干了起來。一開始建了兩座小橋，那花不了多少錢，但后面的幾座大橋就完全不一樣了，又長又高不說，還涉及到深水航道保護的問題，最后算下來需要一百多個億的投資，僅靠舟山自身根本無力解決。當時省里有關部門也覺得這個項目太“燒錢”了，持謹慎態度。習書記針對這個項目做過多次調研，然后明確提出要舉全省之力，建成舟山連島工程。他認為，這不僅是舟山一地實現跨越發展的重要載體，更關乎浙江海洋經濟和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三是推動杭州灣跨海大橋、溫州洞頭大橋的建設。
　　上述這三大工程，在浙江海洋經濟發展中可謂是“四梁八柱”式的基礎性項目，它們將浙江東部的深水岸線和沿海的快速交通連成一氣，浙江發展海洋經濟的大格局由此形成，資源整合的優勢進一步彰顯，競爭力也大為增強。
　　經過多年各方的共同努力，到2011年，我們省拿下了國家級的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全國第四個新區、也是第一個海島新區——舟山群島新區亦應運而生。之所以我省能獲得這些國家級的戰略安排，三大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否則“空手套白狼”，想要爭取和報批這些國家級的戰略部署，恐怕也沒有扎實的基礎。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特別重視統籌城鄉，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劉亭：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時，非常關注“三農”問題，也同樣關注城市化。他當時有兩句很有名的話，一句話叫作“跳出三農抓三農”，還有一句話叫作“統籌城鄉興三農”。我覺得這兩句話，實際上抓住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要害，也就是跳出了就“三農”論“三農”的傳統思維定勢和路徑依賴，把“三農”問題的解決，放到了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的大戰略中來考量。2006年8月8日，習書記在全國率先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這一重大理論和實踐命題。他擔任總書記以后，親自主持召開了我黨歷史上第一個城鎮化工作會議，重申了要堅定不移地走好新型城鎮化道路。
　　為了推進新型城市化，習書記身體力行抓城鄉統籌發展和一體化發展。就像他重視海洋經濟，專門抽出一周時間集中開展海洋經濟專題調研一樣，他也抽出了一周時間，到嘉興市專題開展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調查研究。他的城市化思想，沒有當時普遍存在的一種關于城市化的認識偏差，即“見物不見人”，或者說“要城不要鄉”，而是真正把城市與鄉村、市民與農民融為一體。他說，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由于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沒有堅持以人為本和統籌兼顧，把“三農”問題簡單化為農業問題，只強調農業要為國民經濟發展作貢獻，農民要為國家建設作貢獻，忽視了增進農民利益和保護農民權益，使得“三農”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他強調，要積極探求新階段“三農”工作的客觀規律，做到執政為民重“三農”、以人為本謀“三農”、統籌城鄉興“三農”、改革開放促“三農”、求真務實抓“三農”。
　　他還特別指出，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關鍵在于推進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改革，要致力于革除一切影響“三農”發展的體制弊端，建立有利于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和機制，形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新局面。與此同時，還要注意不能把城鄉一體化，簡單理解為“城鄉一樣化”。在他主導和推動下，浙江啟動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后來進一步提升為“美麗鄉村建設”。
　　采訪組：對于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區位優勢，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交流與合作，不斷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習近平同志有哪些具體舉措？
　　劉亭：習書記剛到浙江的時候，浙江經濟正在經歷陣痛。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展，先發優勢不再，資源約束加劇，陸域小省的發展局限開始突顯。習書記來浙江前，浙江的內外開放主要是面向長三角，建立了以上海為龍頭、輻射帶動浙江和江蘇兩翼發展的長三角合作機制。但那時候的合作才剛剛起步，議事層面還停留在三省市的常務副省長、副市長的水平上。習書記來浙江以后，長三角的合作就“升格”了，參與會談的三方黨政主要領導變成了“六巨頭”。合作的內容也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產業協作，從環境共保到旅游、醫保的聯動，內容越來越扎實，成效也越來越大。
　　2004年5月13日至23日，我跟隨習書記考察了四川、重慶和湖北。在四川結束考察的時候，習書記還專門抽出晚上的時間召集大家開會，主題就是“跳出浙江發展浙江”。長期以來，浙江經濟發展存在兩個突出問題，集中表現為“兩個去”：一是“去實體化”，大量的資金跑到了金融和房地產領域；二是“去浙江化”，就是對外投資，到中西部去建廠、開拓市場。當時我們的領導同志對于要不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思想認識上還不太一致。有的認為這是企業外逃、資本外流。好像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就是要維護自身的利益，甚至最好是讓“我”發展、“你”不發展。到底要不要主動倡導、真心推進兄弟省市之間的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呢？這是很考驗領導人智慧和胸襟的。在那次討論會上，習書記叫我們每個人都談談自己的想法。我覺得浙江發展到了這個時候，就應該“走出去”，對內對外都要開放；當然，“走出去”也是一個改造提升的過程。加工制造“走出去”，但研發和總部還要想方設法留在浙江，多發展生產性的服務業。不然的話，我們內部也會有空心化的問題。習書記明確提出，對外開放不是資本外流，而是為了更好的發展。這也讓我聯想到如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不僅是一種胸懷的體現，更是事關全局和長遠的戰略性考量。
　　采訪組：“八八戰略”中還提出了積極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劉亭：是的，習書記高度重視基礎設施建設。 那時候，浙江有一個“天大的問題”就是嚴重缺電，也就是俗話說的鬧“電荒”。常常是“停三開四”，大量生產能力放空。他擔任省委書記以后，立即組建了省委財經工作領導小組，并親自擔任組長。記得第一次會議的主題，就是研究如何解決制約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交通能源瓶頸問題。我代表省發展計劃委在會上就能源建設作了匯報。經過討論，省委決定實施“三個千萬”方案。一是加強現場協調、搶抓建設速度，爭取1000萬千瓦的電力裝機容量早日投產；二是抓緊推進項目前期工作，爭取1000萬千瓦的電力裝機工程早日開工建設；三是做好后續的項目選址工作，積極推出1000萬千瓦的電力裝機項目向國家報批。記得那段時間，我和委里及電力部門的同志，跑遍了全省的十來個電廠項目的選址。令人欣慰的是，當初我們認可的項目，現在已經全部建成。習書記主導下實施的“三個千萬”方案，相當于把浙江未來3到5年甚至5到8年的電力建設格局都框定了下來。從那之后，浙江省的發展就再也沒有被能源短缺扯過后腿。
　　習書記還格外關注重點建設。他來浙江前，我們開全省的重點建設工作會議，參會級別最高就到分管副省長。他來浙江以后，親自參加全省重點建設會議并作報告，指明工作方向，提振鼓舞士氣。他還會挑選一些涉及全局和長遠的、有較大困難和難于協調的重大項目親自抓，而且一抓到底，務期必成。在他的帶領下，省領導掛鉤抓重大項目也蔚然成風。
　　習書記具體抓的一個重點建設項目，就是省委黨校的遷建。老的省委黨校原來在老城區，地方很狹窄，已經不適應大規模培訓黨員領導干部的需要，急需另辟新址建設新校區。我當時擔任了具體的規劃建設小組的組長，主要負責省級有關部門的工作協調。我們跑了10余處選址，最后由習書記親自拍板，把新校區定在杭州城西，離老黨校剛好10公里直線距離。當時那里還是比較偏遠但卻是相當開闊的一片土地，現在已經規劃成為全省的未來科技城和科創大走廊。老黨校也沒有百分百地拆除，因為當時剛剛新落成了一座綜合樓，如果馬上拆掉，不僅造成財政資金的極大浪費，而且社會影響也不好。就在老城區里保留了一個教學點，還可以就近地搞一些短期的成人教育和干部培訓。習書記曾在省委常委會上三次聽取匯報，最后作出決策。不僅督促項目保質保量保進度地完滿成功，還很好地進行了資金運作。老黨校危舊建筑拆除后騰出的土地，納入了杭州土地拍賣市場，置換出好幾億的建設資金。結果省財政才承擔了一半的建設資金，就把一個像模像樣的新黨校建成了。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還有哪些方面給您留下深刻印象？
　　劉亭：我感到，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的一系列執政舉措和施政思想，已經展現出民族復興理想領導人的某種潛質。我認為，雄才大略的領導人最主要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思想理論要系統、要堅定；另一方面在實踐中要有號召力、推動力，能夠把思想理論通過具體的工作部署，發動和帶領各級領導干部和群眾，使之轉化為成功的實踐。說句老實話，要當大任者，必須兩者兼備，缺一不可。有的領導干部思想理論上似乎有一套，但是一到實踐的時候就不接地氣了，成不了什么事。而有的領導干部來自于基層，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經驗不少，很有智慧也很有辦法，但系統的理論思維就弱了一些，形不成思想。而這兩者，在習書記身上非常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因此是很難得的。
　　習書記在農村基層生活工作的時間很長，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以及農村的貧困落后狀況，有極深的感受和情懷。我也在農村插過7年的隊，見到許多農民都是口頭文學家，能夠把很深刻的道理，用很家常的語言表達出來。總書記的很多思想，譬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都是用很樸素的語言講出來的，但是把道理說得非常透徹。
　　習書記在正式場合上，一般都是有板有眼、不茍言笑的。但是平常跟著他出差，或者是在會議間交流的時候，就感到他是一個非常能“嘮嗑”的人，北方人叫作能“侃大山”。記得我們當時私底下就聊過，說習書記真是“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雞毛蒜皮”，不管誰扯起一個話頭，他都有的和你聊。所以我們去匯報工作，氣氛都是輕松愉快的。而每次外出調研，他也總是和大家一起坐中巴車，一路暢聊，氣氛非常融洽。習書記還是一個非常沉穩的人。他在浙江五年間，經濟增速也出現過下滑的時候，當時有些領導就有點沉不住氣了。但我發現，最坦然的就是習書記，不慌不忙、有條不紊地按計劃實施相關政策。結果過了一段時間，經濟慢慢地又起來了。他就是有這種大將風度，每臨大事有靜氣。
　　我舉一個例子，灘坑水電站是當時為解決浙西南地區脫貧致富搞的一個比較大的項目，涉及5萬移民搬遷。由于工作做得不到位，群體性事件達到“頂峰”的時候，有上萬人參與靜坐示威。事件發生后，有人就有點想打退堂鼓。但習書記的態度卻非常堅決，他說：“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嘛！”各級干部紛紛卸下思想包袱，按照實際情況對政策作了調整，一一過細地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使得后期的項目進展非常順利。現在，這個項目不僅較好地解決了當地百姓的生活和就業問題，還帶來了源源不斷的經濟效益。
　　習書記胸襟開闊、目光長遠，有大抱負，也有大智慧。他當初在浙江工作時的探索和實踐，現在回過頭來看，都體現了他的遠大志向。如今，他已經成為了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正帶領著國家和人民堅實地走在民族復興的廣闊道路上。我們堅信，在他的領導下，依靠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中國有能力應對國內外的種種復雜局面和重大挑戰，中國人民一定能過上心向往之的美好生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