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張富清回鄉探親,和孫玉蘭第一次見面。

他倆同村,算知根知底。她問他的問題是:“你在當兵,有沒有加入組織?”

“我入了黨。”他回答。

她挺滿意:這個人,一點不炫耀,問到才說。

其實她是婦女干部,還去他家慰問過軍屬呢,那些出生入死的事他卻提也不提。

通了半年信,他寫道:“你來武漢吧。”

“好啊,那我就去玩幾天。”她想。

空著兩手就上了長途車,臨走前,她去鄉里開介紹信,書記說:“傻女兒,你去了哪得回來!一年能回一次就不錯了!”

“這話叫他講到了!真的,多少年都回不去了!”講這話時,她呵呵笑著,已是一頭白發了。

果然,到了武漢,他們領了結婚證,接著就奔恩施。路真遠啊!走了半個多月,先坐船,再坐車,又步行。她在車上吐得昏天黑地,腳和臉都腫了。好容易到了,他又問:恩施哪里最艱苦?

就又到了來鳳。

她沒帶行李,他行李也不多:一只皮箱,一卷鋪蓋,一個搪瓷缸子。

來鳳的條件跟富庶的漢中沒法比。“我們那都是平壩壩,哪有這么多山?”

租來的屋,借來的鋪板,就成了一個家。做飯要到門外頭,養了頭小豬,白天放出去,夜里拴門口。“它原快死了的,我買回來養,又肯吃又肯長。”她很得意。

工作也不錯,他是副區長,她在供銷社當營業員。日子這么過著,挺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回來說:“你別去上班了,下來吧。”

她不理解:“我又沒有差款,又沒有違規,你啷個讓我下來?”

“你下來我好搞事。”他說。

換別的小夫妻,要大吵一架了吧?

“這不是吵架的事情。”她說,“是他先頭沒說清楚:國家有政策,要精減人員。他說了,只有我先下來,他才好去勸別人下來。”

她就這么回了家。先是給招待所洗被子,后來去縫紉社做衣服,領了布料回來,白天黑夜地做,做一件掙幾分錢。

幾個孩子幫著打扣絆,還要出去拾煤渣,挖野菜,到河邊背石頭。一家六口只仗他一人的工資過活。孩子們長到十幾歲,都不知道啥叫過節。

他去駐村,又選的最偏遠的生產隊。她一人拉扯四個孩子,經常累得暈倒。

住院,幾個孩子圍著她哭,她摟著輕聲安慰。身體好點了,又馬上縫補了干凈衣服,買了辣椒醬,用藥瓶分裝好了,讓孩子帶到山里給他吃。

“哪個干部家里過成你這樣?”有人替她不值。

“你怨他干啥,他是去工作,又不在跟前。”她嘆口氣。

離休回家,他從“甩手掌柜”立刻成了家里的主要勞動力,買菜洗衣收拾家,到處擦得锃光瓦亮,疊得整整齊齊,角角落落都一塵不染。

連做飯也是他。“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他總這樣說,把她手里的鍋鏟搶過來。

離休生活三十多年,都是這樣。

上個月,她突發心梗,他拖著一條腿撲到她擔架前,帶著哭腔:“你怎么樣了?他們說給你送到醫院,你挺不挺得住?還是到醫院去吧,你不用為我擔心呵……”

旁邊幾個年輕人都看哭了。

這次采訪,記者里好多小姑娘,七嘴八舌地圍著問:孫奶奶,跟著張爺爺,背井離鄉,吃苦受累,后悔嗎?

“有么子(什么)后悔呢?黨叫他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反正跟隨他了,他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孫玉蘭說。

“您當年看上爺爺哪點?是不是一見鐘情,特崇拜他?”

她一下子笑了。

(記者張汨汨、譚元斌)

新華社武漢5月2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