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創建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三大“晉”字頭抗日根據地，使山西成為華北抗戰的戰略支點。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可以追溯到1937年11月在山西省和順縣石拐鎮召開的兩次會議，即11月11日八路軍總部召開的領導干部會議和11月13日第129師召開的師部干部會議。這兩次會議統稱石拐會議。會議作出了及時實行戰略轉變、開創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貫徹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等一系列戰略部署，在八路軍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宣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之后迅速開赴山西抗日前線。9月25日，八路軍第115師主力在平型關伏擊日軍，殲敵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余輛，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接著八路軍3個師又配合友軍進行忻口戰役。第115師主力於晉東北襲擊內外長城間的交通線，並派獨立團和騎兵營向察南、冀西出擊。第120師在雁門關以南伏擊日軍。第129師以1營兵力夜襲陽明堡日軍飛機場，毀傷敵機20余架，削弱了敵人的空中突擊和運輸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友軍在正面戰場的作戰。

10月下旬，朱德率八路軍總部轉戰正太鐵路沿線，八路軍第115師主力和第129師主力又相繼在廣陽、黃崖底和七亙村等地對日軍作戰，連連獲勝。11月3日，朱德率八路軍總部進抵和順縣馬坊鎮，與率總部一部南下的彭德懷會合。7日，八路軍總部移駐和順縣石拐鎮。石拐鎮距離和順縣城約60公裡，境內關山四鎖、險隘環峙，北防正太鐵路之敵，西拒同蒲鐵路之寇，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八路軍總部頗為理想的落腳點。

11月8日，太原失守，標志著“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根據華北抗戰局勢出現的重大轉折，毛澤東當天即給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和八路軍各師主要負責人發電，強調：“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於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9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朱德等人，八路軍“應在統一戰線基本原則下，放手發動人民，廢除苛雜，減租減息，收編潰軍，購買槍支，籌集軍餉，實行自給，擴大部隊，打擊漢奸，諒納左翼，進一步發揮獨立自主精神，如此作去，期於一個月內收得顯著成績，以便準備充分力量對付敵向內地各縣之進攻”。根據以上一系列指示，朱德等八路軍高級將領決定在石拐鎮召開專門會議安排部署。

11月11日，八路軍總部在石拐鎮召開領導干部會議，朱德主持會議，彭德懷、任弼時、左權、劉伯承、張浩、宋任窮等出席。會議圍繞“如何正確指導新階段的抗日戰爭”這個緊迫問題討論研究太原失守后的形勢，具體部署了八路軍3個師主力分兵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和建立敵后根據地等工作。會議重新調整了八路軍的戰略部署，即第120師以管涔山脈為支點，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扼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的東部屏障﹔第115師除留一部在晉察冀邊區外，其主力轉至呂梁山區，創建晉西南抗日根據地﹔第129師和第115師一部依托太行、太岳山脈，創建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11月13日，第129師在石拐鎮駐地召開師部干部會議，師長劉伯承主持會議。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和八路軍總部關於創建以太行、太岳山脈為依托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的指示和決定﹔劉伯承作了游擊戰術和進一步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動員報告，總結了全師抗戰以來的工作，具體部署了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行動和任務。劉伯承還特別表揚了秦基偉、賴際發等建立游擊支隊、開展地方游擊戰的成功經驗，要求全師推廣，部隊要化整為零，分散到各地去深入發動群眾﹔各團的每一個營都要抽出一個連，到指定區域同地方黨組織、游擊隊一起開展斗爭。

11月11日和13日召開的這兩次會議，分別是八路軍出師華北和第129師轉戰晉東南后的重要會議，在山西敵后抗戰、華北抗日根據地創建和八路軍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是開創了共產黨和八路軍開辟抗日根據地的新局面。石拐會議后，八路軍三大主力師由正規戰轉向游擊戰，以五臺山、恆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呂梁山為依托，迅速分兵挺進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和晉西南敵后，並漸次向晉察冀、晉察綏、晉冀豫邊區展開。山西抗戰由此進入以八路軍正規部隊為支柱，山西各地黨組織和人民武裝全力協同，分區創建敵后根據地，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的新階段。從太原失守到1938年春夏之交，八路軍各部與地方黨組織緊密配合，初步建立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和晉西南抗日根據地，為之后創建以山西為中心的華北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以及八路軍由山區向平原地區實行更大規模的戰略展開，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開創了八路軍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新局面。石拐會議后，八路軍三大主力師一面分兵發動群眾，大力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一面按照毛澤東關於“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的指示，乘日軍將作戰重心暫時轉移到津浦路方向的有利時機，實行“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作戰方針，頻頻出擊敵之側后，展開群眾性的游擊戰爭，有力牽制了日軍。從1937年9月下旬首戰平型關到1938年春天晉東南三戰三捷，三大主力師在半年時間裡，馳騁三晉大地，轉戰太行、呂梁之間，打擊了日軍的氣焰，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作戰。

三是開創了八路軍第129師戰略展開的新局面。石拐會議后，八路軍第129師師部由石拐鎮移駐遼縣（今左權縣），有步驟、有計劃地分散大部兵力，派出多支部隊，到晉東南、冀西、冀南、豫北等地，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第129師各工作團和部隊，到達活動地區后，依靠地方黨組織，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和群眾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合理負擔政策，既擴大了部隊，又在晉中、晉東南等地建立了一批抗日民主政權。由此，同蒲鐵路以東、正太鐵路以南、平漢鐵路以西、黃河以北的晉冀豫邊區的游擊戰爭全面展開，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逐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