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鉤沉】

　　 三線建設，是1964年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針對當時的嚴峻國際形勢，為加強戰備、建設內地工業基地而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三線建設歷時三個五年計劃，其投入資金之巨、參與人員之多、覆蓋地域之廣前所未有。據不完全統計，僅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線部署的新建和擴建、續建的大中型項目就達300多項，由一線遷入三線的第一批工廠就有49個（王庭科：《三線建設與西部大開發》，《黨的文獻》2000年第6期）。西部地區是當時國家建設的重心，成千上萬名建設者奔赴這裡，一批又一批現代化工業基地應運而生，大大推進了西部地區的各項建設，為西部大開發奠定了堅實基礎。深入研究三線建設史，對於新形勢下提升區域整體實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奮力譜寫西部大開發新篇章，具有重要意義。

　　三線建設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時代性

　　 1964年，國家計委在給黨中央先后報送的《關於編制長期計劃工作的要點》和《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的初步設想》中，建議“三五”期間的工作重心要著力解決吃穿用問題，進一步加大農業投資。但是，當時中國周邊和國際環境日益復雜嚴峻，中蘇關系持續惡化、中印邊境沖突不斷、國民黨反動派竄犯沿海、美國制造北部灣事件等，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嚴峻的考驗。為了鞏固中國革命的勝利果實，毛澤東同志在聽取《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的初步設想》的匯報時強調，“兩個拳頭——農業、國防工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要擺好”（《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頁），對優先考慮農業而造成的部分工業和國防項目的取消或滯后提出了不同意見。他指出，“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頁），表達了對基礎工業和國防事業建設的高度重視。

　　 1964年5月，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強調要發展基礎工業，建議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下決心搞三線建設。他指出，原計劃對三線注意不夠，“要把西南打下基礎”，“形成冶金、國防、石油、鋼鐵、煤、機械工業基地”（陳東林：《1964年三線建設決策中的分歧及其對西部開發的啟示》，《黨史研究資料》2011年第6期）。他還幽默地表示，要是大家持反對意見，自己就到成都、西昌開會，並且表示願意拿出自己的工資搞三線建設。在毛澤東同志的力主下，黨中央很快統一意見，調整了初步設想中的投資順序，重點由農業轉變為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鑒於當時國家財政狀況不太樂觀，毛澤東同志指出搞三線建設不能急躁，要分清主次，量力而行。劉少奇同志也表示，“不能統統辦，隻能辦幾件事”（劉少奇：《繼續控制基本建設，著手搞西南三線》，《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隨后，各有關部門迅速展開三線建設的具體部署：一是由國家計委全面統籌三線地區工廠的新建或擴建﹔二是由國家建委負責組織一、二線部分工廠的具體搬遷工作﹔三是由國家經委安排組織三線地區建設的各項設備和材料，妥善做好物資供應保障相關事宜。隨后，西南、西北三線建設指揮部相繼成立，以更好地領導、協調三線建設這一浩大工程。

　　三線建設為西部大開發構建了工業體系和產業結構

　　 三線建設歷時三個五年計劃，共投入資金兩千多億元，參與人員多達數百萬人，幾千個建設項目先后拔地而起。一些省市，諸如四川、西安、重慶等，一躍成為工業門類齊全、機械裝備程度很高的地區。三線建設初步改變了我國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國防科技滯后、基礎工業薄弱的狀況，為后來的西部大開發構建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產業結構。

　　 國防科技方面，三線建設促使西部地區建成了具有相當規模、門類齊全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據相關數據顯示，國家在三線地區先后投資約300億元用以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總額佔三線建設總投資的15%以上。同時，一大批配套性的產業部門相繼成立，大大加速了國防科技工業戰略后方基地的形成。在三線建設期間，西部地區同國防科技相關的單位共有800多個，固定資產高達270多億元，在崗職工破百萬，生產能力佔全國國防科技工業總能力的50%以上。我國自行研制原子彈、氫彈、人造地球衛星、核潛艇、噴氣式殲擊機、遠程火箭炮，其中絕大部分研制、試驗基地最早布局在三線地區。就具體地域而言，重慶逐步構建起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體系﹔四川、陝西一些城市被打造成戰略核武器科研生產基地﹔四川、湖北部分地區著重發展尖端航天工業。此外，酒泉導彈基地，西昌航天發射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業基地也相繼建成，顯著增強了國防實力。到了1975年，三線地區國防工業的設備水平、技術水平和主要產品生產能力等都超過了一、二線地區，實現了建立戰略大后方的目標。

　　 基礎工業方面，三線建設使得西部地區建成了一大批機械、能源、原材料工業的重點企業和生產基地。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工業基礎較為薄弱，工業體系布局不夠全面，西部工業發展幾近空白。黨和國家把著力解決中西部地區經濟特別是基礎工業嚴重落后於沿海地區的突出問題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毛澤東同志對三線建設有著長遠的規劃，指出“三線隻修鐵路，隻規劃煤和鋼嗎？應當是機械、化工、軍工什麼都有才好，還有煤氣”（《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72頁），強調要加大對基礎工業的開發利用。在此思想指導下，攀枝花、酒泉、重慶等鋼鐵基地和六盤水、渭北等煤炭基地的全力打造﹔劉家峽、八盤峽、葛洲壩、烏江渡等水電站的竣工投產﹔第二汽車廠、陝西汽車廠、四川汽車廠、德陽東方汽輪機廠等大型制造企業的開設運營，使得西部地區的基礎工業得以快速發展。經過十余年的努力，不少省市的工業固定資產大幅提升，基礎工業體系不斷健全完善，推動了整個西部地區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三線建設奠定了西部現代化工業體系的良好基礎，縮小了西部地區同中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為國家工業布局的不斷優化調整、國家工業經濟的持續向好發展提供了能源、原料等方面的重要支持。

　　三線建設為西部大開發提供了便利交通和經濟基礎

　　 交通運輸是經濟發展的“先行官”，交通的便利程度直接關系到資源的配置和市場的規模，對城市化進程影響重大。新中國成立初期，西部地區百廢待興、百業待舉，“亟待尋找出路”（《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頁）。西部交通基礎建設落后，運輸效能低下，城鎮化水平不高。三線建設開展后，西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網絡迅速興建，一批批新興城市不斷崛起，大大提升了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

　　 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先后在西部地區建成了成昆、川黔、貴昆、襄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焦柳等十多條跨省鐵路主干線和數條省內鐵路。據統計，1964至1980年間，三線地區鐵路干線總共增加8000多公裡，鐵路裡程數從佔全國19%跳躍式增長至35%（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頁）。與此同時，公路建設、水路建設都取得較大發展。這一時期，中央改造省內公路，鋪設瀝青路面，提高公路等級，並新建公路22萬多公裡，佔全國同期的55%（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頁）﹔同時，國家大力整治以長江為主的航運，內河航運在通航裡程和貨運量方面均有明顯提升（李彩華：《三線建設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9頁）。交通基礎設施網絡的基本形成，改變了西部地區過往較為閉塞的狀態，加強了同中東部的互聯互通，促進了區域經濟貿易，縮小了區域發展差距。

　　 三線建設時期，由於資金大投入、人員大流入、資源大開發、生產要素大集聚，西部地區的城市數量、規模有了顯著增長，城鎮化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比如，成都、重慶、蘭州、銀川，逐漸被打造成區域交通樞紐中心，對周邊的輻射與聯動能力持續加強。攀枝花、六盤水、金昌，也因為鋼、煤、鎳的開採、加工、運輸，由原先的荒山僻野成為新興城市。城市群的逐漸崛起和繁榮，迅速輻射和影響到秦巴地區、烏蒙山區、大小涼山等落后地區，帶去了現代工業的技術、人才以及文化，有了“飛躍五十年”的進步，大大緩解、改善了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一般一個大的‘三線’建設企業的建成就帶動了一個小城鎮的建設”（《重慶市經濟綜合志》，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頁），推動了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整體性、協同性、跨越式發展。

　　 （作者：鐘周銘，系重慶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重慶工商大學副教授）